显的下降。
这就导致了功侯贵戚们，每年所得到的封国租税收入，几乎都是恒定的：每户食邑，贡献租税七石左右。
一千户食邑，也才七千石，万户食邑也才七万石。
前文提到，功侯们无论是为了远大志向，还是为了家族的长盛不衰，都不得不尽可能留在长安；
而常居长安的高昂成本，又绝非功侯食邑所带来的封国租税所能覆盖。
所以，除了租税这一细水长流、时代传承的稳定收入外，功侯们还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找其他门路‘捞偏门’。
但捞偏门，却并不意味着功侯贵戚们，就不把自己的封国租税当回事。
——毕竟捞偏门，是有风险的。
唯有封国租税，才能给功侯贵戚，带来无风险的稳定收入。
就好比后世的铁饭碗——哪怕副业收入再高，铁饭碗都是绝不能丢掉的。
哪怕铁饭碗的收入，连副业的税费都覆盖不了，那也是铁饭碗。
是底气，是保障，更是退路。
出于这么一个在华夏历史上源远流长，且受到普遍认同的共识，功侯们在对待各项收入时，也依旧会非常慎重的对待自己的封国租税。
哪怕很少，也是半点马虎不得。
这其中，就有一部分极度看重封国租税，或者说是严重依赖租税过活的彻侯家族，对粮食价格非常敏感，且有严重的粮价朝公倾向。
在这些人看来，捞偏门，一来是有风险，二来，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捞得到——既要胆大心细，还要有一定的能力和手腕。
但封国租税产出的粮食，却只需要这些贵族们小小动用一下人脉，小小转动一下聪明的小脑袋，就能通过操控粮价，而轻松卖出更高，甚至是数以倍计的价钱。
好比现如今，粮价基本被刘荣焊死在了每石三十钱以下，食邑一千户的彻侯，岁得租税不过七千石，折价才二十一万钱；
但在刘荣尚未平抑粮价、尚未官营粮米的短短八年前，同样的千户食邑，同样的七千石租税，却能以每石六十钱左右的价格，卖到四十万钱以上！
更早的太宗皇帝早年，关中粮价普遍在百钱上下，这七千石粮食就是七十万钱。
孝惠皇帝、吕太后年间，粮价在二百到三百钱之间震荡，这七千石粮食的价值，便在一百四十万到两百一十万钱之间浮动。
更早的：太祖高皇帝年间，关中米价高达八千钱每石！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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