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比较落后，很多人甚至要每隔几年才能联络上，但是，我还是组织了德鲁伊议会行动处的核心部队，‘银色果实’。并且给了所有的行动组成员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支持，还给德鲁伊议会总部提供丰富的资金来进行研究。老师在世的时候，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就被注意到了，当时就开始组织了一个很不错的团队研究遗传学说的有效率地应用，一直到科学界又一次走在了神秘学界的前方，阐发基因学说发现DNA。我想，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怀念我，可能因为那是德鲁伊议会第一次出现一个特别能战斗的组织，极大地维护了我们的理念。而且，因为我的治疗技术，只要不死，能够将受伤的人送到上海或者送到我能赶得及去的地方，一般都不会死。而且，我策划的打击狼人，打击摩门教徒等等行动都很成功。后来银色果实在苏黎世甚至和宗教裁判所干了一架，把教廷打得很惨。而一些非战斗任务，比如东南亚雨林研究，环澳大利亚生物圈研究，两极研究，还有保护一些濒危动物的行动，都算得上是水平很高的。当时的记录，虽然因为科技发展水平和研究视点的不同，可能现在看起来有些古怪，但如果现在公布了，还是能够形成极大的影响的。不过，最震撼人心的，可能就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事件了，当时，我们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手里的力量，是这样强，能够在那一片哀鸣中挽救那么多生命。”
“一直到二战开始，事情才逐渐有了转变。全世界仿佛都疯狂了。在国内，我从3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在想方设法认识各种人物，想要了解，并且影响事件的进程。当时，我是有些害怕的。我了解日本的工业实力，知道日本人的心态，更明白，对于那些西方的的科技和文化，日本有着远比当时的中国精深的研究。国家，民族，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词汇，我们现在熟悉并且一直在使用的词汇，都是从日本的翻译方法里引入的。很难想象，当中国和西方之间永远隔着一个日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战争爆发后，我就作为医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游。上海虽然仍然是我的基地，但我去过北平，去过东北，去过西安，去过延安和重庆，甚至去过缅甸。我很痛苦，因为医术能够救人，德鲁伊的能力也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哪怕我燃烧了自己，也无法改变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残酷屠戮的事实。”
“战争终于结束之后，这样的痛苦让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当时，德鲁伊议会议长提议，我们组织一个团队，进入战后的日本，去研究一下怎么消除核辐射的影响。而我，拒绝了。每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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