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主张清静无为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如王曾的岳父被称为“圣相”的李沆，便就说宰相为政最要是不改祖宗之法。王曾的仕途也一如他的岳父，波澜不惊，没有大起大落，但在每一个位子上几乎都做到了最好。然而这一生平平奇的宰相李沆，史书评其“正大光明”，王旦称其为圣人，宋真宗认为他忠良纯厚，始终如一，真长者。王曾颇有岳父的风格，然而到了现在，他却知道天下不得不变了。
就连这个时候还飞扬跳脱的欧阳修，都知道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王曾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变是要变，关键是怎么去变。没头苍蝇一样乱来，胡搞一气，那还不如老实守成，变不如不变。徐平能够带人说明白“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从义利之辨中跳出来，在王曾的眼里，已经有了谈变革的资格。
把桌子上的灯调亮，王曾继续埋头读桌上的《富国安民策》。京西路去年的新政，身为宰相的王曾自然是清楚的，甚至大多数条款他都能如数家珍。但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变革措施，背后有怎样的考虑，王曾就不清楚了。这样的国家大事，他相信徐平必然是有系统的考虑，不可能如顽童一般，想出来一件就做一件。
现在细读《富国安民策》，跟自己印象中的京西路的变革举措一一对应，王曾慢慢开始把脉络理清楚。为什么大量的变革都是围绕着棉布来展开？原来是因为棉花可以规模化种植，棉布可以工厂化生产，布匹又是衣食住行中百姓所必需。
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粮食是不能够做为商品的。保证百姓的必需物资是政权的当然责任，因为你不得不用，所以我要用这个来赚钱是不可以的，这样做是亡国之道。食盐专卖，大家都当成是收税，而不是做为商品赚取利润，不可跟普通的商业买卖同日而语。
棉布某种意义上不是生存之必需，但纺织品又是人人都离不了的，有巨大的规模，可以赚取海量的利润，这是徐平选择这个产业的原因。背后用棉布产业冲击旧的生产关系的目的，徐平也没有藏着掖着，直言因为布帛是朝廷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还有部分的货币功能，因为重要，所以要改。
所谓财富是满足人的欲望的有形的无形的物资与各种产品，包括文化产品，是可以用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而人创造财富的能力，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组织程度的提高，分工协作的深化，是可以不断增长的。产品生产出来，只可以在交换和分配中到了需要的它的地方，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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