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免而无耻。’凡事基于法治，以法治对社会加以管理。而中国的民主法治是以法治为核心，并在法治之外包裹上礼让的外衣，让法治看上去不那么冰冷，让人们遵守起法治来觉得很有面子，能认为这是一种荣耀和高尚的行为，所以人们都会自动自觉的去遵守法治。
一定有人会说，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西方法治人人平等如何云云。可是当西方的有钱人花了大价钱聘请律师使自身脱离制裁，而穷人只能在法律面前自认倒霉的时候，谁能说到底是人治更好些，还是法治更好些？人治与法治的最大区别在于司法独立，可司法一旦脱离了掌控又该走向何方？枪杀总统之后被定性为神经病的意识错乱，又是怎么一回事？司法独立后，法律并非是神圣的，只有控制住法律和媒体的阶级才是‘神圣’的。如果不是政府控制了司法，那必然会是财阀。所以相较于财阀，我们更该相信司法在政府的掌控之下才是安全的。
《唐律疏议》也好、《大明律》也罢，又比如《宋刑统》，这些都是我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法典，然而这些都是以刑律也就是刑法为主的法典，而儒家思想在中国则形如组织法，也就是宪法。
这就是我们的伟大国家，不要以为我们不懂民主、不讲法治，我们恰恰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实行民主法治的国家。当我们的法律已经刻在方鼎上几千年时；当我们已经有包拯、宋慈那样铁面无私，科学断案的法治基础时，西方人还在把犯人捆绑起来扔进池塘，依靠犯人是否能够在池塘里得到上帝的救赎而判别他是否真的有罪。
《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今日是个大朝会，朱四本想要借此机会公布恩科殿试的具体日期。然而经历了昨夜倚月楼提诗之后，他求才若渴的心情略有降温。大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代替了公布殿试日期的急迫性。像瞿仁杰那样的士子毕竟太多，这是此前朱四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如果殿试之后，被吸纳进朝廷的所谓人才依然大多是重名节而轻实务之辈，朱四便是在给自己的施政不断增加阻力、是在给自己挖坑。
他费尽周折，才将朝中东林党人的势力打压下去。然而这种打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王朝开创的时候，文官们并不是依靠科举才走进朝堂的。像何腾蛟、王船山、顾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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