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进一步将能量加大到20TeV，继续从事实验工作。但日内瓦已经拥有超大型加速器，西方仅需重新投入一些钱，就可实现边际效益。而中国却要重启炉灶，也不过是将能量提升7倍，却要重走日内瓦中心LHC已走过的漫长历程。
或者说王贻芳等人的方案，绝不是日内瓦的平等竞争对手。
日内瓦中心的LHC对于高能物理的贡献是巨大的，它运转了20年，先后共发现了四个重要粒子，而且几乎完满地证明了“标准模型”的正确。现在只剩下一个小问题，即轻子数是否“绝对”守恒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需要超高能加速器来研究，而是需要中低能加速器，如现在科学院已立项的散裂中子源，ADS等项目来回答。
可以说，当前高能物理的发展态势，完全相应于所再三强调的供给曲线，将按“S”性状向“右”延伸。而这时，却已有“大沙漠”理论和LHC的实验结果，这些都表明这一延伸的“边际效用”已大体上接近于零，也就是“S”形状的曲线，已接近于“顶点”。
那么，今日的中国还有何必要对这一座很难产生重大成果的CEPC-SPPC做重大投入？
5
当然，王贻芳所长一直强调，高能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时从未超支，上下涨落幅度不会超过5%。应该说，这是历史事实。而作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亲历者，我却要说出一些背后的故事。
高能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在“文革”之后，由***同志依据周总理的遗愿而特普的大型基础研究项目，其总造价为2.2亿人民币。由于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央首次特批的大型科学研究项目，曾由中央出面，向各方面打招呼：这不是一块“唐僧肉”，各部委不可乘机“啃一口”。这一“招呼”，还传到了那时尚未回归的香港。香港的业界表示，这是小平同志特批的项目，我们一定大力支持，即使不赚钱，我们也设法保证供应。
为确保正负电子对撞机按计划进行，中央还特派了*******胡乔木同志的夫人——谷雨同志主持、主抓这一工作。遇到困难时，就由谷雨同志从中协调。举一个例子，在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工建造的时候，附近居民担心放射性污染，表示反对。环保部门因而派来一位处级干部参与监督。但那位干部的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只是一味表示反对。
我们请她拿出一个相应的“指标”，究竟应到达什么样的标准才能通过，但她却给不出具体的数值。当时高能所领导委托我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