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一个有着近西方资本广义制度的三权分立的中国更符合他们的期望。
作为事实上一党专政的人民党政|府来说，其国家的行政控制方式与苏共有着惊人的类似：工业高度国家化与国家分配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拷贝----其实在张汉卿主导下的行政管理方式始终无法脱离后世二十余年长期的政治生活所给予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苏联则重视利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主要在华既得利益的协约国的矛盾，争取从外交上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加强中苏多方面合作，以阻止中国被拉入西方反苏阵营。
北方政策（即对苏政策）在张汉卿的外交总战略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出于复兴中国的种种现实需要，他始终无法忽视并逐步加强了和苏联的合作关系。
张汉卿不盲目追随当时国内全然倒向北方或倒向西方的不理智认识，他认为：“亲西反俄或亲俄反西方都会有危险”、“单方面联盟可能会卷入一场战争”、“放弃与莫斯科的联系是愚蠢的”、“始终存在的西方国家对危险的中苏政治上一致的想象，对中国来讲是一笔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资产”并在各个场合大讲特讲，从而促成了这次访苏。
他认为，中国必须利用西方战胜国与东方苏联的矛盾，利用对苏关系这张王牌来刺激和对付西方，加强对英、美、法等协约国和日本的抗衡力量。况且中国在经济、军事上都需要苏联。
这次的中苏签定的和平条约就让东方西方都感受到这种“平衡”的制约，其后他更把条约的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要在北方和西方间圆滑地周旋，充分利用协约国和苏联的矛盾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利益，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多作用：中国既与北方结盟，又与西方结盟——双方都需要它。
张汉卿的“在双方之间保持平衡”政策的实施不仅使两国保持了良好正常的外交关系，客观上也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的独立性，并从而使在华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未能像正史上那样严苛，中国进入了一个各方都“小心翼翼呵护”的时期，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时间，进而维护了亚洲的和平和稳定。
有鉴于此，在《中华民国史----少帅执政前十年之战略研究》在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时，张汉卿当之无愧地排在首位。
在苏联首先与人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后，美国、英国、法国及日本等主要大国先后发表宣言，承认中国主权独立地位。虽然都只是一纸声明，但对于多灾多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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