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这本账很杂，尤其是站在朝廷层面，任何一处细小疏忽，都很有可能会造成较大损失。
特别是在万历朝初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谋改，使得白银成为正赋，百姓上缴国税须事先统一兑换成白银，财政制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客观上确立明朝金融的“银本位”制。
法是好法。
不过大明并非一个产银很多的国家，白银作为本位货币，只用于缴赋、大宗买卖、中外贸易中，日常货币流通仍以铜制钱为主，没有解决金银铜的供需问题，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相当于将金融命脉交于他人之手。
而随着张居正的身死，轰轰烈烈的一条鞭法谋改，即在政治层面被否定掉了，这导致更严峻的问题，大明的财政制度混淆了，一些政策延续了，一些政策推翻了，继而使得经济乱套了。
更为麻烦的一点，大明内部经济秩序乱了，外部环境也开始恶化，欧罗巴爆发严峻的贸易危机，中亚海上贸易萎缩，西班牙荷兰日本相继限制贸易，这一系列的外在变故，导致流入大明的白银逐步削减。
而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从万历朝后期，泰昌朝，天启朝这段特殊时期，逐步出现并形成既定事实的。
由此也悄然加剧了大明经济的危机。
该时期下大明出现白银短缺造成了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本位货币流通减少又导致了通货紧缩，看似矛盾的对立关系，却又真实发生在大明治下。
“这个窖藏观念不能设法扭转，哪怕是在北直隶境大规模兴工，只怕大明的金融体系想逐步构建，也绝非是件容易的事情啊。”
西苑。
看完王升呈递的密奏，朱由校的心情很沉重，他在思索着大明今后要走的路，究竟要怎样平稳的走下去。
为何说朱由校接手的大明，是一堆乱摊子呢，根源就在于大明的文官群体治理国家的理念，是小农经济下的固有思维，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大明怎样，而对大明以外的因素从不考虑。
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大明文官群体的背后，往往还代表着广大的所谓士绅、士大夫利益，这其中还掺杂有别的群体。
比如勋贵，比如权贵，比如宗藩，比如海商，比如商贾……
恰恰是了解这些的朱由校，还是挺佩服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明确和推行，固然有它特有的局限性，但是敢站在那么多人的对立面，去触碰很多的禁区，哪怕被很多人骂，被很多人排斥，张居正依旧敢为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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