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非常大，不仅为朝廷提供了稳定的军户税收来源，而且还减少了朝廷对于开中法的依赖，朝廷不再需要付出大量的盐引给商人，换取商人运输粮食到北方边境。
从政治上讲，重新完成了华夏统一的大明从任何角度，都不可能放弃沦陷于异族之手数百年的北方，哪怕大量陈兵驻守北方漫长的边界线是一件亏本的买卖，大明也要做，因为此时的大明君臣，绝不是南宋君臣那样短视，很多事情，如国土、民心，是不能讲性价比的，这不是做生意。
但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当然也要考虑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给北方输血、移民、备边，让已经胡化严重的北方汉人重新产生对于大明的归属感没有问题，可如果这个成本能够降低，那自然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在此基础上，大明既然已经剪除了云南和辽东这两块北元在华夏最后的地盘，那么发动对北元的总攻，也被提上了日程，傅友德、冯胜、蓝玉等将领，已经在北方边境开始厉兵秣马。
而高产作物所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北地汉人的人心，在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土司统治下的土民也因为木薯的种植而受益匪浅，木薯作为一种适应性极强的作物，它可以在稍加开垦的山沟里、山坡上生长，并且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和水源，对于生活在贫瘠山区的土民来说，木薯这种神奇的作物简直就福音。
要知道，土司跟流官不同，知府、知州、知县这些流官，如果把下面的百姓搜刮的太狠，百姓起来闹事或者造反，那这些流官的前途肯定会受到影响，甚至有丢掉乌纱帽的可能，所以流官对于百姓都是相对“温和”的，而云贵等地的土司却是代代世袭，有的诸如播州杨氏，甚至传承了数百年之久，王朝不断更迭，他们的统治却从来都未曾被动摇过，土民们不敢也无法反抗他们，因此很多云贵山区里的土民，在土司眼里跟商周时期的奴隶也没什么区别，土司才不管他们的死活。
而有了木薯，虽然这东西吃多了会烧心，但土民在歉收的年岁，也终于能够勉强填饱肚子，不再受到饿死的威胁，木薯的推广种植，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这些地区的民心，尤其是对于刚夺回没几年的云南，更是让云南百姓见到了立竿见影的生活改变，这无疑为大明在西南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竟，对于吃不饱肚子的百姓来说，没什么比多一口吃的更重要的事情了，而能不能吃饱肚子，就决定了他们到底会不会起来造反。
而因为朱雄英的提醒，本该在洪武二十年发生的两件关于海禁的事情，事情走向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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