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教谕听陈广泰这么一提醒，立刻便意识到目前不是他们私下交流的好时机，于是便乖乖站定，默不作声地看着上面的周侯灿讲话。
“僖公四年，齐桓公率队伐楚，大家怎么看这件事？”
周侯灿很快便走出了《朱子书节要》这本现在压根不存在的书所给他带来的小麻烦，又回到了《左传》这本书上。
周侯灿已经打定主意，今天就在县学死磕《左传》，非要语出惊人才罢休。
至于为什么选《左传》，周侯灿也是有一番考量的。
俗话说借史喻事，也说借古讽今。这古时候发生的事毕竟离现在久远了，谁也说不清楚，于是便给了像周侯灿这样的人充足的发挥空间。
周侯灿之所以不选择《春秋》，是因为春秋的简洁与晦涩；不选择“三传”中的另外两传，则是因为《公羊传》和《穀梁传》侧重于借事发挥，在史事上没有《左传》记载得详细。
而周侯灿是来阐发自己的观点的，自然不希望过多扯入其他的观点，于是便用了《左传》当素材。
有了先前几人发言的先例，剩下的生员也都积极起来。
“齐桓公是所谓‘五霸’，为称霸而伐楚，并非不可理解。”
“是极，何况桓公也是有缘由的，他不是无缘无故地区征讨楚国的。”
周侯灿听到这话，便打断了下面跃跃欲试的其他生员。
“我来问你，齐国的这几条理由和楚国给出的几条理由比起来，哪个更具有说服力？”
“是……是楚国。”
周侯灿当然知道是楚国，他觉得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都能给出正常的结果来。
齐桓公当时想要称霸，所以率领了鲁、宋、陈、卫、郑等国一同参加对楚战争。
管仲在回答楚国使者时用了“召公之言”、“不供包茅”以及“昭王不复”这么三条理由来解释联军究竟是为什么攻打楚国的。
先不说第一条如何，就后面这两条理由就够荒唐的。
楚国不进攻包茅，导致周王室祭祀的时候不能“缩酒”，然后就要征伐。周昭王南征时死在楚地，所以要楚国背锅。
楚国承认了自己不进贡包茅的过失，但对后一条指控非常气愤。
暂且不说周昭王征讨的是不是楚国，就说这昭王是成康之治之后的周王，齐国就不应该拿这个当理由。
那个时候距离现在好几百年了，你齐国要是想问昭王的去处，就请去问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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