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引得越来越多的厂家产生了投放广告的意识。
特别是配合着外界流行歌曲的继续传入，和国家广播事业局号召“大办电视剧”的影响下，电视机和录音机，成了人们对新式家居生活最为迫切的向往。
而遵循着因果关系的客观规律，一切政治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必将传导到实际行为上。民生状态在这样的情形下，注定发生巨变。
比如说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各类结婚物件儿的“糖心儿”就受广告影响颇多，买东西开始认牌子了。
“双喜牌蚊帐”、“雪莲羊绒衫”、“索尼电器”。凡是见过广告的都成了她购物首选。即使是洪衍武给她点明“广告给人洗脑，不能提升产品质量，反倒会增加商品价格”的道理也没用。
不过好在广告对他们也有良性影响。他们坐享其成搭上了顺风车，在电器方面的收益稳步增长。
九月份，电器方面的单月收入破天荒达到了五万多块。国庆之后，他和“糖心儿”、“刺儿梅”每人都分到了一万五，就连“二头”一伙儿还拿了五千多分红呢。
再加上影院票房分得的六万多，洪衍武和陈力泉当月的收入是小八万。
另外，洪衍武周围的一些人也一下子忙碌了起来。
比如说，由于社会整体追求外在美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布料供应情况也有所好转。大家把前些年用钩针买团线自己制作窗帘、桌布、枕套，茶杯垫的兴趣转移到了对新式服装的追求上。
不但引发了缝纫机的再次热销高潮，使得《四季服装》这样的服装杂志持续热销，让家家户户的家庭主妇把自己买布料，照杂志学着做服装当成了新时髦。苏裁缝父子也成了整个福儒里最忙碌的人。
俩人在单位经常加班不说，回家也歇不住。求他们制衣的人排到了俩月之后，让他们应接不暇。
父子俩没辙，一方面是尽力抽取时间熬夜赶工，另一方面也就只能把新找上门来的业务婉拒，如实在拒绝不了，顶多是帮忙裁剪，缝制就真的帮不上忙了。
这种状况让苏家到处是布料，简直快变成专门的裁缝铺了。
可有一样，这爷俩还坚持不收别人的钱，只是纯粹帮忙。有慕名而来的人等不及，开出五十元一身的制衣费都被他们拒绝了。
洪衍武知道了自然难免替他们亏得慌，私下里就劝，说您父子俩这么点灯熬油白辛苦多冤啊。干脆开出价儿来，我觉得一身三十就挺合适。一月下来，你们怎么也得落个千八百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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