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一矛盾，农家提出让“劳心者”参与“劳力”以消减矛盾的对立性；
儒家则承认“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对立性，提出让“劳心者”对“劳力者”施以“仁政”，让“劳心者”如同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劳力者”的解决方案，从而达到缓和对立双方的矛盾的效果，这是对于“治”的全面阐释。
而杨朱、墨翟学派从根本上否认“心”与“力”的对立性，不认为二者存在矛盾，“劳心”与“劳力”都不过一样的“劳”，没有区别。
只不过二者在如何“劳”，为谁而“劳”上走向了两个极端，进而产生了区分。
至于纵横家，似乎完全服务于“劳心者”，只求巩固“劳心者”的力量来实现偏向矛盾一方的“压倒性倾塌”，但矛盾之所以为矛盾，正是因为两边实力的对等，此等行为只能加大矛盾的尖锐性。
所以纵横派终归如孟子所言乃是“小人之道”也，缺乏统摄天下的宏大视角，虽然也曾光芒万丈，但终归不具备纳入历史哲学范畴的资格。
士无事而食，可乎？
而在“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立场的人群，那就是这些思想者、读书人，用古人的概念来讲就是“士”。
对于这些“士”，百姓们也同样有着看法，比如孟子的一个弟子彭更见到孟子出行，带着百余随从以及十几辆马车，便忍不住质疑孟子：“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读书人不从事具体生产劳动，不应当享受这种待遇。
孟子接下来为天下读书人做了解释：
“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读书人进门能孝顺父母，出门能友爱兄弟姐妹，守护住先王留下的道德精神，并把这些精神传递给后世，这样的人你却不愿意给他们应有的食物供给。
为什么具体从事生产工作的人你就那么重视，而从事宣传仁义道德这种大事业的人你却轻视呢？
孟子此言告诉天下人，读书人虽然不从事具体生产劳动，但读书人所做的贡献一点都不少。
读书人是在以“行道”而服务于社会，是在构建社会大众的精神信仰，是在保护社会风气不被败坏。
这种“精神产品”与农民种植的粮食以及手工业劳动者生产的日用品一样有资格换取食物。
这也正与孟子之前回答别人好辩质疑时所说的“我亦欲正人心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