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有因果。
魏公公本人虽然深得万里之外的教皇保罗五世信重，授予全权处置东方教区的大权，但对于东方教区所属的原耶稣会在日所做所为，公公本人还是不以为然的。
早在三个月前，公公就在特区的大教堂听取了郭居静所做的日本天主教运动报告。
这份报告是郭居静应魏公公吩咐，专门派人联络日本耶稣会成员，经过多方的、系统的、结合早前日本耶稣会发给澳门耶稣会及教廷的诸多报告，综合撰写的一篇可谓极为详尽的报告。
通过这份报告，魏公公完全了解了日本天主教发展的来龙去脉，但在将这份报告束之高阁时，公公对身边正在努力完成《魏公文选》第六卷的阮大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份报告带有很浓厚的色彩偏见，是唯心的，而非唯物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
偏见，是这份报告彻头彻尾的展示。
偏见来源于日本政府对天主教的所谓压迫，但偏见更来源于那些传教士们的胡作非为，以及自诩正义。
毫不客气的说，公公认为幕府对天主教徒的镇压，实际是天主教徒们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因为，那帮子西方来的红毛鬼子们太想当然了。
从时间上讲，天主教进入日本不过才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前，曾受洗礼的肥前国大村的领主大村纯忠，把十年前开港并正在发展为日本西部最大贸易港口的长崎，与其附近的茂木一起捐赠给耶酥会，并允许耶酥会在日本领土上拥有属于教会的基地。
有了长崎这个传教之地，从西方来的传教士们便开始了大规模传教，他们采取强制手段让肥前国的国、郡官员们信教，再通过这些官员发出命令强迫所有居民入教，并骚扰各地。
本质上同公公前世那些洋鬼子们并不区别，所发展的信徒和二鬼子们也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不需要做过多调查，公公也相信肥前国等地必然会有“倚教欺人”的现象存在。
“教权岂能大过政权？教务岂能干涉世俗？”
公公冷哼一声，连他老人家都懂的道理，丰臣秀吉一代人杰又能岂不懂。
丰臣秀吉当然懂，所以他迅速颁布禁教令，开始逮捕传教士和部分信徒，并从耶酥会手中收回了长崎与茂木。
这便让耶稣会的教士们二十年心血化为乌有了。可即便如此，那些教士们也没有离开日本，而是赖在日本不走，丰臣的死亡将这个问题留给了德川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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