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刺史可以冲在第一线，着实令人感动，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富不过三代，到了唐朝中后期，官员就开始结党营私，出现了有名的“朋党之争”，官场腐败亦在所难免，随之又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之弊。种种弊政之下，曾经的大唐盛世日渐衰落，最终坍塌。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这事还要从科举制度的变味说起。大家知道，唐朝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在当时，科举制度是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了门第界限，给底层士子以上升的渠道。这显然比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要进步得多。
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制度被源源不断地选拔上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全让他们当官，那官位在哪里？如果不让他们全部当官，那么他们的就业领域何在？去民营企业打工吗？那时候没有民营企业；去外企当白领吗？那时也没有外企。
李世民想出的办法是：创办“国学”，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这样一方面可解决士子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亦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还可“德化四方”，对外国进行“文化输出”。
应该说，李世民的想法并不错，实施之后也收到了效果，“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实为文化盛事，更关键的是，这里面还有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派来的弟子，“国际反响”也很好。可惜的是，唐朝后人并没有沿着李世民的这个思路走下去。
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但科举考试仍在进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他们的就业渠道只剩下了一条：进入官场。
官场接纳就业的能力本来不强，现在变得更加拥挤。恰在此时，武则天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于是她就另设机构，安插亲信。
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不取消，这样便开了机构重叠的口子。机构重叠势必冗员增多，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而且极容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
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之中日渐消磨，而腐败奢靡之气却日盛一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焉能不坏？
李佑以后就要面对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稍一不慎，李佑也控制不住大唐的覆灭。
看着周传惜，李佑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道：“周刺史，不必如此担心本王，这次本王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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