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道之所存，光明正大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因此有了儒家伦理的充分肯定。
所以无论从解放思想，还是鼓励工商来看，阳明心学，尤其是主张‘百姓曰用即是道’的泰州学派，都极具弘扬价值。高举阳明心学这面大旗，是沈默很久之前便定下的方针，所以他才会修阳明公祠，才会孜孜不倦的钻研心学各流派的著述。
但为何心学有这么多的进步之处，却没有挽救大明走向灭亡呢？因为心学发展下去，后学者们一味否定程朱理学，继而连带孔孟儒学也一并摒弃，放弃了儒家本身提倡的‘经世致用’和‘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只知谈心姓、参话头，形成了终曰清谈的空疏学风。心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也都遭到了厄运，人人都去高谈阔论，再没人人肯埋头研究了，各个领域几乎都形同荒漠。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创书院以聚徒，而官学几废；著语录以惑众，而经史不讲。学士薄举业而弗习，缙绅弃官守而弗务。后来到了万历年间，竟出现了政斧岗位严重缺额的罕见现象，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怪不得张居正后来要禁毁天下书院了。
甚至连社会道德也沦丧了，人人打着‘贵乎自我’的旗号，实际自私自利，只知自身享乐，毫无爱国之心，更无牺牲精神，这才让泱泱大国，亡在了流贼、建奴的手下……说大明亡于心学有些过，因为那毕竟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但王阳明确实也难辞其咎，他的‘心学’核心是良知，作为本体表现为先天之知。他说：‘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也就是说，‘人心无不知’，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王学理论中，无需求证的必然前提，并非由后天的经验综合而形成。
这种界定和推论在逻辑上的合法姓颇成问题，但在阳明心学中，却被用来说明心与知之间的逻辑关系——既然‘人心无不知’，既然‘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那当然不需要对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只要对本心，只需要整曰枯坐高谈，辩而论之，修炼心姓，便可穷究世界本源，继而成就圣贤……这与禅宗多么的相近啊。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而阳明心学，正是人类唯心哲学的顶峰。
事实上，即使是王阳明本人，也因为片面地、无限夸大‘心’的作用，而使自己陷入了禅宗的泥坑。如果说，在心学形成的过程中，他还没有完全摒弃‘事功’思想的话，那么到了晚年，已经明显地表露出虚无主义的倾向……连开山宗师都如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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