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经据典，通今博古，文采斐然。这正是方敦孺的手笔，作为当世大儒，述著等身之人，他的文章功底冠绝大周。
此文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众人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吾二人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吾等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众人实责吾二人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我等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吾等之所敢知。”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我们所争论的一般都是名实之争。有些立场不同所以结论也不同。你们指责我们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事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反对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们则认为遵从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开讨论和修订法令制度，责成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事生非；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是搜括钱财；抨击荒谬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怨恨和诽谤如此众多，那是早就预知它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为得计。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们不去考虑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们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行动，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缘故。假如你们责备我们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我们愿意承认错误；如果你们告诉我们说现在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们所敢领教的了。
这篇文章虽然不长，言辞也并不激烈，但却在委婉之中透露着锋芒。将所有对于新法和严正肃和方敦孺二人的指谪一一驳斥，通篇洋溢着一种我自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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