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从乡下开始做起，是黄文斌和他的同伴在干训班里学到的，因为自古以来，农民起义发生的频率是最高的，他们就像后世一样，会在改开中成为排兵兵，用自发的分田到户掀起改革的浪潮，只要与切身利利益相关，让他们看到了希望，这些人也是最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群人，合作社这个组织，打破的其实是旧宗族势力。
黄文斌并没有首先去动大户人家的田，原因很简单，他们往往是宗族的当家人，对于家族中的人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在百姓们当中也有着相当的威望，要想打破坚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边角敲起，合作社的第一批社员就是那些没有田产的雇户，他们是农村的最底层，受着官府和大户的双重盘剥，占据了村民人数的大多数，将这大数人鼓动起来，在劳动中让他们得到好处，用共同的利益将他们拴到一起，才能渐渐让他们摆脱宗族势力的束缚，接下来就是要打破宗法。
实际上，所谓的“皇权不下乡”，不光是指宗族垄断了田赋、税收和差役，还有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律法，直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农村和偏远地区所实行的还是宗族自行制定的一套规矩，族规或者说宗法代替了律法，可以对上到人命官司，下到小偷小摸加以惩罚，这不是什么潜规则，而是通行于旧社会的明规则，民不举官不告，说得就是这个，人家直接开个祠堂就把人给办了，打死都没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人一个忠于国家甚于家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潜移默化，早就形成了固定的三观。
对此，琼州用的法子很简单，拆分，同乡同族不同楼甚至不同县，周围邻居都是外姓或是外地人，出了事就只能找官府。
黄文斌没有这个条件，只能用上合作社的法子，虽然同姓在一起，可是加入了别的村子，怎么也不可能抱成一团，一旦有了矛盾，就会来找更高层的人解决，久而久之，规矩就立起来了。
当然了，如今才是开始，合作社是个新事物，又是新掌权的外来人起的头，而且并没有触碰到那些大户的利益，一开始，这些人自然是抱着观望的态度在看的，表面看来，无论是修祠堂还是分田地，都属于应有之义，以前的官府不也时不时地做一些善事来收取民心，可当合作社当真成立，百姓的积极性日渐高涨，他们才慢慢嚼出味来，这个社是有讲究的，并不完全是泥腿子抱团取暖，它不光得到了掌权者的大力支持，甚至已经在编练民团了。
民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南渡以前，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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