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驿站里头出来，满街都是骑马的武官和坐轿的女门数里规矩已经废驰，按道理来说，很多官员蛮不够坐轿子的资格，但也是堂而皇之的坐上了轿子。
国初之时，大家都是骑马，了不起牛车马车，轿子只有少数人才有特权，后人说明朝风气由正统天顺年间为之一变，成化年间开始腐化至不可治者，大约也有其理。
大同斯是时是不折不扣的北边重镇，驻军多，满街全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军官，最近因为所谓的“大捷”加上石彪有意邀买军心，赏赐极多，士兵和低级军官满街都是，买肉喝酒，醉熏熏的在街市上走，偶尔与民相斗，常惹动无数人围看，大同军兵多，连带着民风也很彪悍，没有点身板脾气的人，还真不敢在此行走。
除了军民官兵，就是行商多。大明以开中法支持北边军镇的正常运作，商人们把粮食运到边境，然后从驻军长官手里领取盐引，有了盐引之后，才有合法经营官盐生意的凭据，凭着盐引才能大发其财。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良法，因为商人运粮，会考虑成本，省的是自己的钱，雇佣民夫也不能强拉拢民，从买粮到运输到边境，中间环节很多，可以促进各地的经济活跃，总之，是良法。
大同这里，驻军极多，运粮的商人当然也是数不胜数。国初时候，商人再有钱也不能坐车，甚至不能骑马，只能骑骡子或驴，丝绸等衣物也不准穿，头巾等读书人的标志当然更不允许。但现在已经法纪废驰，不穿龙袍的话管你穿什么，所以满街都是着丝履戴头巾或是大帽的商人，天气热了，丝绸衣服虽不贴身，但胜在轻便，于是长袖当风，飘然若神仙中人的尽是运粮过来的商人。他们总要等盐引下发了之后，再于边境贩卖一些货物，赚到不少银子后，购买边境的出产，然后再回乡去，一来一去，利润很大。
后世的清朝以厘金制度来贴补国用，厘金病商，所以商人最为吃亏，一县到邻县之间，能有几百个卡子收厘金，大明则不同，水陆卡子此时并不多，商税更是可以低到忽略不计，所以此时商人极富，身家百万白银以上的商人也已经出现，同陆运转而不依赖海贸就积聚如此丰富的身家，中国人的善于经商，绝不在西人之下。
除了运粮的商人，便是茶商，当时以川茶为优，汉人自己喝茶，把这种习惯一传到草原，则游牧民族的需求比汉人还要急迫。
原因则很简单，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单一，以肉食和饮奶茶为主，青菜之类则很少见，甚至是绝无仅有。
常年食肉有害健康，有了茶之后问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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