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居住,蔡攸特降授太中大夫、提举安陆州明道宫。
结果,便如石沉大海。
蔡京等人也不是傻子,当然知道自己离开道君将会是怎样的下场。
这些奸臣便以各种借口拒绝奉旨领罚,不肯离开已经回到江陵的太上皇身边半步。
有大臣担心夜长梦多,上书建议皇帝遣南阳府尹聂山为荆湖北路发运使,然后寻机“密图之”。
赵桓从其议,当即宣聂山进殿并付以此任。
聂山不敢辞,乃请捕贼诏书并南阳府使臣数十人以行,皇帝亦许之。
由此,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彼时还在尚书右丞任上的李纲得知此事,前来劝阻。
“使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使所图不成,为数人所觉,万一挟道君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
赵桓也确实担心这样的局面出现,乃被李纲说动,并询问李相公对策,后者答:
“不若罢聂山之行,只明着贬低童贯等人,乞道君去此数人者,早回銮舆,可以不劳而事定。”
李纲的建议其实是麻痹、分化这些奸臣,再逐步剪除道君的羽翼。
赵桓半信半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重新下旨。
旬日后,童贯等人果真相继而去,仅留下蔡京父子继续随驾扈从太上皇。
恢复祖制,惩处奸臣算是大宋朝臣们唯二能够达成共识的朝政大事。
可即便是要惩处奸臣,除了蔡京、童贯这等大奸“众望所归”没有疑问外,对其余奸臣的认定也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大宋沦落到如今的地步,奸(位)臣(子)肯定不止蔡京、童贯等寥寥几人,除恶务尽,要做就做到底。
问题出在“谁是奸臣”的定义上。
很明显,不同的人对“奸臣”有不同的定义。
由是,每日的朝会便充斥着吵闹、攻讦、甚至谩骂,基本没有精力研究正事。
众臣们为了分辨谁是奸臣而斗志昂扬,只想清净的赵官家却是一个头两个大。
赵桓是真的想早日结束朝堂乌烟瘴气的状态,以安心做个“好皇帝”,再不用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却因天赋实在有限而无能为力。
其人根本没办法分辨相互攻讦的臣子究竟哪个是忠臣,哪个又是奸臣,只能任由他们这样吵闹下去。
或许,嗓门最响,得到他人支持最多的臣子应该是忠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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