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一小会，五日一大会。
这种讲经盛况，不知道有多吸引那些京畿周边的士子们。他们在听说京都的学术氛围中，带着仆人，背着木匣就往京都赶。
一时间，从南方北上京都者，不绝如缕。
这般溪流汇江海的盛况，几让人以为盛世再现。
但在这种讲经盛会的繁华下，一汩汩逆流似乎也出现了，在高谈阔论的学术讲经氛围中，似乎产生了一种批评大太的政治正确。
当然，除了一些妄人会直接批评泰山军，大多数人都是隐晦的，侧面的，而六、七月两月的旱情似乎就成了这些人批评大太的绝佳理由。
在汉家的精神世界里，灾异并不是只是灾异，它是天对人间的谴责和警告。
自董仲舒首次提出天人感应的天命观后，这一观念可以在汉以后的士人圈成了主流。
在这些人的观念中，所有人世间的灾异都是因为国家政治有失造成的。
在国家政治还开始处在萌芽的时候，天会出灾异以谴告之。
而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这些完整的行为链条充分反应了“天”之“仁”，可以说真正做到孔子都没做到的三教而后诛之。
这种充满个人自省味道的天人观念，与儒学的经典完美的适配。似乎作为天子只要自省得当，就连灾异也能杜绝。
而顺着逻辑来说，当天的示警已经出现时，那作为饱读圣贤书的大臣们是不是就有道义和使命去劝谏皇帝去做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事情？
所以，从一开始，天人感应就成了大臣们规训皇权的手段。
在有汉一朝，灾异总是与政治活动而联系着，那些臣子的谏讽，那些为了政治斗争而罗织的罪名，都不绝于书。
但这一手段在到了东汉后却发生了逆转，似乎灾异警示的对象已经不是皇帝本人了，而是作为辅政的三公。
每每有灾异出现，当席的三公就要引咎辞职，而发展到了后期就更是极端了，几乎能达到月旬而三公皆易。
这种频繁更换辅政大臣的手段极大的破坏了政治的稳定性，几乎很难有连续性的政策能在朝廷那边通过。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汉庭在绝大时候是处在失能的状态的。
而现在，当一场连绵的旱灾袭来时，那些讲经的前汉家公卿们，似乎打算再次恢复这一“优良”的政治传统。
他们将矛头齐齐指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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