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描述他于1928年5月在德国柏林大学拜访了爱因斯坦，经过一番谈话之后，爱因斯坦决定聘请束星北做他的研究用手，每月给他120马克的薪水，时间是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上半年。
《爱》文中述及他与爱因斯坦讨论学术问题，协助其工作，到其家中做客。
但实际上呢。
根据许良英先生的查证，束星北在1928年10月已到爱丁堡大学读书了，并不在柏林。
同时期间老爱只是挂名担任教授，身边只有4位研究助手，当中并没有束星北。
真正石锤这个谎言的证据出现在1997年10月，当时许良英先生收到了胡大年从美国寄来的一份重要资料。
胡大年原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硕士毕业生，专业方向是研究物理学史，与许良英有师生之谊。
胡后来到海对面攻博，研究论文还是绕着爱因斯坦转，他在爱因斯坦档案馆检索文献时，查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
信中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翻译成中文是【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
除此以外。
束星北的遭遇和他当时的情况也有很大关系：
他本人在物流那边有军衔，建国后依旧和物流多位将领有书信来往，动不动就是高喊自由，骂人张口骂人全家，酗酒后打人还把人打骨折，一个月打了五位同事七次，发生口角后甚至扛着锄头准备挖别人祖坟.
说实话。
搁在后世的2023年一位985大学的教授这样搞，你看看热搜会爆成啥样？
在当时的背景下竺可桢愿意保他，真算是仁至义尽了。
好比后世的女权和女拳，由于女拳搞出的各种离谱操作，导致真正追求平权的女权主义者也经常被打为女拳。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和女权无关，但同样也不能把根单纯的由归结给时代或者国家，要这样做就要承担这种风险，这是摆在明面上的逻辑，因为别人无法分辨你到底是哪一方的人。
客观来说。
束星北先生的一生中只有去世后的遭遇属于绝对的不公，除此以外大多数境遇其实都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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