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不耐烦的时候起身告辞了，王静辉非常高兴的把他送出了大门。
王静辉把赵顼送走后就独自一个人坐在书房中静静的思考，自从他来到这个时空在汴都开封的生活稳定下来后，他就特别喜欢一个人在书房中思考、发呆，搞得低下的人和刘账房他们都在以为这个年轻的东家在书房中有要考虑如何做生意发财或是如何在穷人身上花掉一笔巨额资金了。
在这个时空中出书是肯定的，王静辉早就有这样的打算，他还根据自己的记忆整理了一批医书出版了，但这次出的书可不是医书这么简单，这次他可是要把自己在二十一世纪时空中的一些观点写到书中出版出来以此影响整个社会。这样做的风险是很大的，但他又必须这么做，不然岂不是坐视中国沿着几千年的老路再走下去。
即便他以后把现代枪炮这样的热武器做出来武装大宋的军队，那也是武装了一大堆绵羊而已，打打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还可以，但他们决不是蒙古人的对手。毕竟把蒙古人虽然是野蛮人，但他们在战争中却是不折不扣的天才，他们用中原的武器来对付西方人，用西方人的作战方式来对付中原人，逼急了就往对方的城池里面扔携带鼠疫的死尸，这可是细菌战的始祖啊，这帮热武器武装起来的绵羊那是蒙古狼的对手！
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会”中人，文人跟监狱的距离想必要比其他人近那么一点，越是有才华的人，危险似乎就越大。有人反过来说，这种危险其实成就了这些才气乱冒者，让他们写出传世的诗文，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但是受难的当口，当事人似乎没有这样自觉的受虐意识，几乎没有不想早点摆脱苦难、过平常人的日子的。
王静辉想出书但决不想被御史台的那些乌鸦们请去喝茶，所以在书籍的内容上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王静辉想到历史上苏偶像曾经在“乌台诗案”中所经历的遭遇，那简直就是一部《公羊传》，御史老爷们拼命从里面寻找微言大义，以便罗织苏轼谤讪朝廷的罪名。说苏轼诽谤的新政已经远远不够了，审讯者所想要的是将此狱锻炼成诽谤皇帝的重罪，虽然宋朝祖制不杀士大夫，但犯“大不敬”罪是例外的。为此，苏诗中所有涉及“龙”字的诗句，都被反复追究，上挂下联，审讯者的想象力居然大到这样的程度，苏轼有首咏老松的诗，其中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其实无非是说松树的根子非常深，但是审讯的御史老爷却认为这是影射，讲蛰龙的实际用意就是蔑视“飞龙在天”的皇帝，绝没有一点让*时期的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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