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夷商梢在粤者不下数千人，虽有巡查文武员弁多人约束，并责成行商、通事稽查。”且“如夷商有置买货物必须出行，该通事、行商亦必亲自随行，如敢故纵出入，滋生事端以及作奸犯科，酌其情事重轻，分别究拟斥革。”说明官府可隨時對“通事”的不作为进行相应处罚。
而且，外国人在广州日常生活也要由“通事”来陪伴，“在馆居住夷人，只准于每月初八、十八、廿八三日在附近之华地海幢寺散游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十人，限申刻回馆，不准在外住歇饮酒，打入非应准出游日期，及同游至十人以外，并赴别处村落虚市游荡，将行商、通事一并治罪。”说明官府对洋人管的很严。
其五，监督在广州同外国人有联系的行外商人和内地商人。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广州的行外商人逐渐成为对外贸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这说明，清朝前期的中外贸易已经出现了“民间走私”和“偷税漏税”。
“即买卖货物，亦多有不经行商、通事之手，无籍店户私行到馆诱骗交易，走漏税饷，无弊不作”，为了遏制行外商人的发展，规定“保商与“通事”，须派可靠交易人员，前往商馆驻守，察看有无铺户私来与欧洲人交易？官府“责成通事、行商实力稽查禁止，如敢狥纵，与受雇应役之人一并惩治”。严查走私偷税。
由于明朝官府并没有在制度上对“通事”进行管理，因此他们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比较大。首先是“火者”亚三。“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杖之。彬大诟曰:‘彼常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这造成了明朝内部大臣之间关系的紧张，于是再明武宗死驾崩，亚三被正法了。
亚三的行为给葡萄牙使臣带来了负面影响，对葡萄牙使团出使明朝造成最终的失败，亚三难逃其咎。后来，“通事”李叶荣“敢于触禁私通，以接济牟利”以致“红夷（此处指英国人）突如其来，迁延时日”。
李叶荣将大明朝廷给英国人的信件私自改动，造成了中英之间的武装冲突。到了清朝，随着整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加强，“通事”成为公行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由官府发文派充，并成为了负责中外事务的一种“半官方性质”的特殊群体。但是，“通事”们也给清朝的对外政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破坏了外国人的补给品供应贸易体系。在公行制度中，外国人在广州商馆中的生活必需品由商馆买办负责，在黄埔船上的外国人的补给品则由船上买办负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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