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明朝的“两京十三省”共有140个府，因此明朝的府比后世的“地级市”管辖区域要大一些，大致也是按照不同的地域、人口分布和民族构成等综合“指标”等来进行划分。
“苏州府”和“真定府”的赋税额度相差如此之大，这就让顾炎武表示看不懂了。于是，顾炎武提出疑问，心想难道是“苏州府”和“真定府”所在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南北差异，婴儿在才导致了其赋税的巨大差异吗？
经过对比分析后，顾炎武发现答案不是这样，因为同样是在北方地区，对比了有2州16县的“河间府”与只有1州7县的“登州府”之后，他才发现“河间府”的富裕程度要远超“登州府”，但“河间府”承担的赋税却只有6.1万石，而“登州府”却要承担23.5万石！这时怎么回事？顾炎武猜想会不会是因为省跟省之间的不同呢？
当时，明朝有南北2个“直隶京师”，再加上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有15个省级单位。而在同一个省，富裕的“汉中府”有2州14县，贫弱的“临洮府”有2州3县，但“汉中府”的赋税只有3万石，而“临洮府”却要承担4.4万石的赋税！于是，顾炎武继续猜想也许是上溯至唐朝不在同一个“道”，因为历史原因产生了差异呢？
但是，经过分析后发现，“顺庆府”和“保宁府”历史上在同一个“道”，但“顺庆府”的赋税高达7.5万石，而“保宁府”却只承担2万石而已！这下子把顾炎武表示自己彻底糊涂了。后来，顾炎武对江南赋税研究越深，就觉得触目惊心。他自己也说，早在唐朝，大诗人兼文学家韩愈就曾说过“天下赋税，江南占十分之九！”
到了明朝，苏州、松江（包括上海）、常州（包括无锡）、嘉兴、湖州5府又占江南赋税的十分之九。
当然了，这是比较夸张的说法。苏州、松江、常州一藩三府真实的情况是，在明初洪武年间，每年天下赋税总数为2943万石，“苏州府”缴纳289万石，“松江府”缴纳121万石，“常州府”缴纳55万石，而这一藩三府所缴纳赋税就占了全国赋税的15.8%。“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这就是历史事实了。
其中，“苏州”1府7县，共有土地9.65万顷，占全国土地总数849.6万顷的1.1%，但承担的税粮却是全国赋税总额的将近10%。也就是说，苏州高于全国平均数的近10倍。“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顾炎武不禁哀叹：“难怪我这个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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