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敬。不光是为了感激他们，为了保护全人类而作出的巨大贡献，更是为了向他们的勇敢致敬。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基本良知的。这种听上去好像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东西，其实反而是人类这个群体中最宝贵的东西。
作为医疗团队中的外籍人士，伯纳德最近几天的压力一直很大。
无数跨洋采访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而电话那头的美国记者们却几乎并不在乎伯纳德究竟愿不愿意接受采访——他们甚至不在乎伯纳德的回答究竟是什么。
对于这些仿佛兀鹫一样的记者们而言，他们希望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这一切都是中国的错。
封闭云鹤是中国的错，疫情爆发是中国的错，数万人被感染是中国的错，总而言之说到头来，中国是错的。
他们就需要这样的答案。
伯纳德一开始还没有“理解”这些记者究竟需要从自己嘴里听到什么。他不止一次的建议对方，如果是想获得更加详细的数据和通报，他们应该去直接联系中国的卫生健康部门——那里有更加详细和精确的数据。
作为一名医生，伯纳德本人总是避免在工作中提到“个人感觉”和“感性认知”。这些内容很容易让他感觉到困扰。毕竟，不是每一个医生都有孙立恩的本事，只要看一眼患者情况就能给出相应的诊断。
正常的医生，都需要结合自己的主观观察，客观检查的数据结果，以及患者本人的主观专属来综合判断疾病。而伯纳德嘛……他的主观判断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很准确。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所以伯纳德才会尽量在工作的时候避免自己的主观意见。
这样的习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那些通过skype和其他方式联系上伯纳德的记者们，一次又一次的用各种带着明确引导性和目的性的“提问”。他们把“人权”和“强权”之类的词汇直接放到了问题里，然后以此为“默认背景”进行提问。不论伯纳德对问题的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他们仍然可以光明正大的把“在云鹤第一线工作的医生无法容忍强权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之类的内容写在自己的头版头条。
伯纳德虽然不是那种和外国记者们一天到晚打交道的人，但他非常清楚，这些记者大多数是个什么货色。
只要能搞到“新闻”，他们根本没有底线可言。如果搞来的“新闻”不够吸引眼球，他们甚至敢自己再往里面“填充”一部分故事进去。
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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