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上告的对象如果是大明勋贵或者皇族的话要罪加一等。
而且，到衙门告状也有相应的规矩，明朝有放告日，那些非身体伤害活着致人死亡的普通民事诉讼案，衙门只允许百姓们在一定的日子上告，通常选择初一、初五，其他时间则不会受理，以免影响了衙门的运作。
不仅如此，古代的衙门辰时初刻卯，到了申时三刻就收班，也就是早上七上班，下午四就下班，因此告状也要尽早，以免误了时辰。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民事诉讼通常是大事化事化了，主审官通常都会和稀泥尽量调解双方的矛盾，力争做到相安无事，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根本就纠缠不清。
按照衙门的审案流程，上告的时候必须有状子否则衙门无法受理，因为古代普通百姓都不识字，所以通常要请人代写，由此一来就有了讼师这个行当，例如李云天的挚友杨云贵就在湖口县当过讼师。
由于古代审案侦查手段有限，因此通常要通过状子来了解案情，因此状子的好坏往往能影响主审官对涉案双方的印象，故而一张能迎合主审官喜好的状子更有胜算，这就使得那些经验丰富、能摸透主审官脾性的讼师大受欢迎。
不过，讼师要是时常帮人打官司的话也会因为“好兴诉讼”而被打板子，毕竟谁都希望自己的辖地内风平浪静，否则的话，如果诉讼繁多岂不是意味着其治理地方不利？
由于洪武皇帝出身贫苦，故而设立了登闻鼓来了解天下疾苦，对于越级上告也只是打板子了事。
等到了清朝的时候要想越级上告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设定了许多苛刻的限制，以清朝的三法司为例，要想到三法司上告，必须要滚钉板以证有着莫大冤屈，刑部方可受理。
至于登闻鼓，清朝规定击鼓的事由“必关军国大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否则不得击鼓违者重罪，并且在击鼓之前要进行核实，进而使得登闻鼓名存实亡。
其实，不仅清朝，明朝在宣德后登闻鼓基本上也沦为了摆设。
按照洪武皇帝设立登闻鼓的初衷，一旦有百姓击鼓鸣冤皇帝必须要亲自受理，官员如有从中阻拦一律重判。
随着内阁制度的完善和以及司礼监对内阁和六部的牵制，大明自宣德后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处理政务的体制，不再需要皇帝们事必躬亲，因此宣德后的大多数皇帝不再像洪武帝、永乐帝、洪熙帝和宣德帝那样勤于政务，下面的官员自然也就不敢用登闻鼓来惊扰圣驾，要知道明朝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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