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地半导体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是保障了一批重大特殊科研项目的电子和计算配套；二是为新中国建立了一套横跨院所和高校的半导体人才培养体系！”
听到这里，李晓凡插话道：“照这样说的话，我们国内在六十年代的计算机水平并不落后啊？”
倪院士解释道：“在尖端的科研方面我们确实不落后，但落后的是整个产业化体系。”
“我还记得1977年我已经在计算机工作，当年7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的前辈、我们国家半导体灵魂人物王守武院士在这个会议上发言说：我们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但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王院士的这一句话非常形象，这句话把改开之前我们的半导体行业成就和家底，概括得八九不离十了……”
李晓凡惊道：“七十年代，我们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了啊？”
“是的，但这都是我们特殊国情下的产物。早年，由于西方的封锁，催生了我们国内独特的产学研模式：就是通过集中攻关方式，来突破某一项关键技术。之前这种集中攻坚方式在不考虑成本和良率的特殊科研领域内是有效的，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这种集中攻关方式，成本高得惊人，在产业化和民用化方面，我们做得很不理想。集成电路学界领不少达到国际水平的成果，只具备展示和验收功能：一经专家评审会通过，就束之高阁生锈落灰，极少走向市场。所以，等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之后，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内地电子产业开始受到猛烈的外部冲击。大量国营电子企业开始经营困难，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来支撑研发，而从国外引进的生产线又大多是落后淘汰的二手货。所以在80年代，我们的半导体行业不仅大幅落后于美日先进国家，也逐渐被韩国等超过……”
李晓凡好奇道：“那我们就没有想办法追赶吗？”
“有！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我们有关部门走出国门，到发达国家考察之后，看到了我们国内集成电路芯片产业的差距，所以心急如焚！为解决这种情况，国内先后组织了三大工程，分别是1986年的531战略，1990年的908工程，和去年1995年的909工程！”
“531战略的成果是在全国多点开花建设了不少集成电路制造基地。从1986年到1995年，陆续诞生了无锡华晶、绍兴华越、上海贝岭、上海飞利浦、和首钢NEC等五家集成电路公司，但是与先进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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