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先在《当代》分两期连载，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差不多同时连播，在读者和文学界迅即引起反响，这在我几乎是猝不及防的。
书稿写完时，我当然也有一种自我估计，如若能够面世，肯定不会是悄无声息的，会有反应的。
然而反应如此之迅速如此之强烈，我是始料不及的；尤其是社会各个阶层，非文学圈子的读者的强烈反响，让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读者才是文学作品存活的土壤。
1993年8月，《白》书在京召开的研讨会，也是我平生所经历的最感动的一次会议。
会后某天晚上，老何和高贤均找到我住的宾馆，主动与我商议修改原先的出书合同的事。
按原先的出书合同，千字三十元，是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执行的最高稿酬标准了。
按这个标准算下来，近五十万字的书稿可得稿酬约一万五千元，这是从签订合同时便一目了然的计算，我也很兴奋一次可以拿到万元以上的大宗稿酬而跨越进入万元户的行列了。
现在，何与高给我在算另一笔账，如若用版税计酬，我将可以多得三四千元。
《白》按计划经济的征订数目近一万五千册，这在1993年的新华书店发行征订中已是令人鼓舞的大数了。
按10%的版税和近十三元的书价算下来，比原合同的稿酬可以多得三千多元吧。
他们已经对比核算过了，考虑到我花六年时间写这一本书，能多得就争取多得一点儿吧。
我尚未用版税方式拿过稿酬，问了半天才算明白了其中的好处，自然是乐意的。
然而更令我感动的是他们替我所做的谋算，以至于如此细心。作为一本书的作者，面对这样体贴入微的编辑，说什么感谢之类的话都显得多余而俗套。
在《白》行世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些认真的或不甚认真的批评文字，无论我无论老何、老高或人文社的其他编辑，尚都能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这是文坛上再正常不过的事。
然而有一种批评却涉及作品的存活，即
“历史倾向性”问题，我从听到时就把这种意见看成是误读。在被误读误解的几年里，涉及《白》书的评论和几种评奖，都发生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在这些过程中，老何、老高们坚守着自己对《白》书的观点，当我事后了解某些情况时，真是感慨而又感佩，甚至因为《白》书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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