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以升任。”
蒲知府看着方临，感叹道：“还是那句话，可惜不能请你为幕僚，在身边献言献策，不然，我就省心多喽！”
因为接近午时，又帮了如此大忙，请方临留下吃饭。
蒲知府没将方临当外人，也是因为不必再为淮安赈灾发愁，饭间感叹起大夏：“国事多艰，今岁江淮之地受灾，朝堂多半是减免赋税。可北方亦是遭灾，旱情如火，陛下、朝堂诸公本还打算从咱们这边调拨粮食救急，可现在自是不成了，不知道这次，那些地方如何支应过去……”
“确实是难，北方去岁就有旱情，今年又是大旱，听说，都出现了成规模的逃荒。”
方临说到这里，心中浮现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画面。
蒲知府也是有见识的，自然能想到那种惨绝人寰之场景，深深叹息：“唉，只恨我位卑力薄，鞭长莫及。罢了，在其位、谋其政，那是朝堂诸公需要考虑的，我身为淮安父母官，也只能先顾好自己治下……”
……
饭后，告辞蒲知府回来，方临拿出《三国演义》第三、第四部的书稿，打算通过官方渠道寄于洪泰帝，可看着旁边另一份手稿，是否一同上传陷入犹豫。
这份手稿，并非什么稿子，而是关于红薯，在这个时代叫作番薯，它的描述、推荐。
大夏是有红薯的，方临还询问过欧夫子红薯的来历。
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乃是顺成二十一年，一个陈姓书生从吕松偷渡带来，据说还颇花费了一番功夫，因为吕宋当时被泰西侵占，那群强盗极为霸道，禁止将吕宋的一切作物带出境，一旦查到，就是重罪。陈姓书生冒着大风险，将红薯藤编在绳子里千辛万苦带出，经过七天七夜航行带到了大夏。
此份经历，还被那位陈姓书生的后人，记在了《金薯传习录》中。
不过，对此说法，欧夫子却是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陈姓书生自编自撰，邀名之举。
第一，红薯作为随插随种的作物，不是什么珍贵东西，泰西人为何要禁止出境？第二，红薯在吕宋很多，如果要将红薯带回大夏，并非难事，如果连红薯都要禁止买卖，在吕宋还能做什么生意？第三，曾有一位福州吕姓官员，在顺成十二年，就有过红薯的记载。
‘且不谈红薯来历，如何传入大夏，只说在红薯在大夏推广流传一事上，的确是一个奇葩。’
‘根据记载，大夏顺成年间，红薯就传到了福州，但直到三十年后，弘德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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