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样的政治生态，党争却是愈演愈烈。
朝堂上的官员分帮结派，互相斗个不休，又和地方官员攻讦不止。
如何赈灾，对流匪采取何种策略，都成了争论不休、互相倾轧的话题，唯独切实可行的政策，却迟迟拿不出来。
严重缺乏钱粮的崇祯皇帝，难道不知道兵科给事中马事理""秦晋之盗皆吾赤子，请先用抚""的肺腑之言？
如果有充裕的钱粮，又岂能演变成灾民变流民、流民变流匪、抚平再叛的恶性循环之中？
陕西大灾已经持续了三四年，在地方官员和百姓的联名请求下，崇祯皇帝最终妥协，免除了部分地区拖欠的辽饷，但为时已晚。
同样，在经过了长期的争斗和讨价还价后，终于有吴甡作为赈济御史前往陕北。而这，不过是政治权利斗争的结果。
作为顶缸背锅的赈济御史吴甡来到陕西，才发现朝廷之前调拔的十几万赈灾白银，经过官员的截留和贪墨，到达重灾区后已经是寥寥无几。
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延安、庆阳、平凉三府，延安府仅得三千两白银，庆阳府更是只有八百多两。
按照当地的斗米七钱的价格，每人发一两银子合十六钱，不过是能活五十天罢了。何况，延安府又何止三千人，庆阳府更不会只剩下八百多人。
政府信用体系的崩溃，皇权威严的下降，吏治的腐败，钱粮的匮乏，在这迟来的赈灾救济中，表现得愈发明显。
在崇祯年间，曾经完备的救荒措施和先例，都因为积弊已深的政治体制，太晚的赈灾措施，可统统变得无用。
明正统二年，朝廷""旌表义民十人""。十大义民在灾荒中出钱谷甚多，""助官赈济饥民""。
朝廷表彰后，这十大义民便享有了许多政治权利和荣誉，不仅能够免除家庭若干年的杂役，还可以将的族中子弟送到国子监中读书。
但吴甡尽管将衣冠博带的标准降低到""输百金以上者""，此次在陕西动员富户和藩王的效果却依然很差。
陕西各级绅士富民捐银共计约三万六千两，杂粮三千余石，藩王更是少得可怜，只捐献了三千五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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