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是好是坏，史书早有定论。
王安石变法最初其实也是在摸索试探，一步步地修正，更改。
在赵孝骞看来，新政总的来说是好的，只是其中一些条款有些欠考虑，还有一些条款本意是好的，但被地方上的士商地主集团钻了政策的空子，把惠泽万民的好政策变成了祸害百姓的恶政。
比如王安石曾经推出的青苗法，它的本意是让农民在天灾青黄不接的时候，为了保证全家不被饿死，可以临时向官府借钱借粮种，天灾度过后，农民以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利率归还借款和粮种。
为了活命，付出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其实算是比较合理了。
但政策落到地方上，官员为了创收肥己，无论是否灾年，无论农户愿不愿借钱，他们却主动向农民摊派借款，不借都不行。
民斗不过官，于是原本自给自足的农民，却不得不莫名其妙背负百分之二十利息的借款。
不仅如此，官员还会歪解青苗法，本来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被官员解释后，利上加利，利滚利，最终朝廷的政策变成了强行摊派的高利贷，令无数农民家破人亡。
又比如王安石推出的“保甲法”，大意是以乡村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保甲”的意思，是以农练兵，农闲之时让农村青壮参与军事训练，只要参与了，此户便可免除一定的徭役。
这道政策的本意自然也是好的，它不仅能免掉农民的部分负担，同时也能为朝廷节省大量的练兵开支，在民间培养合格的兵员，供战时征召。
但政策下放到地方，又被当地的官员豪强利用曲解。
徭役不减，保甲练兵也要执行，想要免掉徭役或保甲，那就拿钱来赎，对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不仅要服徭役，还要被迫参加军事训练，官府更有了敲诈的理由。
新政出自朝廷，可以说，它的表面文字并无任何不妥，只是从朝廷往地方推行时，问题却越来越多，农民的负担因为地方官员豪强的故意曲解，也变得越来越重。
赵孝骞从穿越之日那天起，从来不掺和什么新政旧法，就是因为两种政策都有缺点，对农民来说都是承受不起的负担。
后来朝堂的新政旧法变成了两大阵营党争的棋子，变成了帝王平衡朝局阵营的工具，赵孝骞就更没兴趣掺和了。
手里没有权力，议论再多都没用，急不可待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无论站在哪一方都是取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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