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也只是贱收上来的粮食，并不是卖出去的价贱。
甚至很多时候，谷贱都是官府有意的，就是想借此多收百姓粮食，继而赚取中间的暴利差价。
从东汉开始，官府就陆续设有‘平准令’。
但大明是没有的。
所谓的‘平准’，全靠官员一张嘴。
朝廷觉得高了，就强权压一压，朝廷觉得低了，那就抬一抬。
太儿戏了。
大明的官员太少了。
真九品以上的，也就一万多人。
其他的绝大多数都胥吏，还有就是一些服役的。
在朱元璋时期尚好，这些胥吏还有上升的空间，能够凭借自身才能成为‘官员’，但从朱棣开始，就废除了这个上升通道，朱棣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对于自己看得上的，从来不吝啬赏赐，对于自己看不上的，那是厌恶至极，各种禁止。
也是从朱棣开始，朱元璋时期的‘五湖四海’的用人方针，被彻底破坏了。
明朝的‘吏’没有上升通道，看不到任何政治前途，那么‘吏’作为明朝官场最庞大最有实权的群体，努力工作的唯一目的，也就只剩下一样了，就是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腐败，吃拿卡要，盘剥民生。
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大明的政治彻底歪了。
也彻底形成了一考定终身。
在这种畸形的政治生态下，东林党的出现几乎是必然的。
对于后世推崇的永乐之治，夏之白其实并没有太多感触，作为一个士人，他的感触最直观。
随着朱棣那一句‘自今御史勿复用吏’开始，大明的朝堂就彻底歪了。
御史不能用吏，那县丞和县令能不能用吏？六部主事能不能用吏？科道言官能不能用吏。
虽然朱棣当时没有明说，但在官场小心谨慎的环境下，吏部的官员，又岂会去冒险？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办法，便是全力培养翰林院庶吉士，降一格培养普通进士，选择性培养出类拔萃的举人。
同时关闭‘吏’进入官场的大门。
然而朱棣却没有想过，进士有师承，同年等私人关系，翰林院庶吉士又在同一个大院共事多年，等他们登上高位以后，几乎是自然而然就会抱团取暖，形成各种各样的团团伙伙。
至于后续腐败也好，架空皇权也好，都是顺理成章的。
在朱元璋看来，让天下人安分守己，便是对天下最有利的，但朱棣作为含着金汤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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