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庸才来说，南洋的剧烈波动，会让他们损失大量的土地，是在遭受损失。
但对于真正的豪杰来说，这恰恰是一次大洗牌，一个自己或者儿孙也成为人上人的机会。
新马知府李銮宣的话，没有说错，现在这些位于河口、入海口的人烟稠密富庶之地，二十多年前不也是一片片长满了树木的雨林嘛。
现在能变得这么富庶，那都是一代代人开拓的结果，焉知现在的雨林，未来不是富庶的城镇呢？
这个道理，对于番禺马氏这样的大族如此，对于比他们更风光的南洋华人亲藩封臣，也是如此。
他们现在有地盘了，那儿子儿孙要发展往哪里去呢？
自然是雨林深处再去开发，这样再过二三十年，就又有一块相当富庶的土地了，不能继承家业的其余儿子，也有了属于他们的基业。
因此，当朝廷赎买大户田产的命令到达南洋之后，有新马府大族这样要被轻轻打上两巴掌了才肯给田产的，也有命令一到，就主动配合的。
甚至在南暨省，朝廷给出的一些世袭镇守使官职，还成了香饽饽，引得府县大户竞相争夺。
南暨省，锦石君伯领，新安县男辖地，山鹿镇守使堡。
在南洋，这样的行政区划，就代表着这到地方完全是由华人亲藩控制的封地。
君伯领差不多跟神州赤县上一个小一些的府或者州差不多，君子、君男领约等于一个县，镇守使那就是约等于一个乡都。
不过地盘虽然不怎么大，但南暨岛（爪哇岛）极为富庶，特别在华人带来先进耕种技术和大规模水利修缮之后，亩产更加夸张。
哪怕不算河里以及临近海湾的鱼获产出，锦石君伯领也大约有三百五十万石高，新安君男领大约有一百二十万石，就连山鹿镇守使的山鹿堡，也至少有六十万石的石高。
而之所以要用二十多年前，只在日本流行的石高来折算土地价值，那是是因为这玩意在拓殖和建封国的时候，非常好用。
石高，可以非常清晰明确的展示出这块封地的价值，虽然在大虞这种经济规模和活跃度的国家来说，把所有物产都用大米来衡量价值有些傻，但要是周围人都这么用，那问题就不大了。
因为大家都认同石高这个标准，那么它就可以相当准确的反应出这片土地的价值。
当然，这也显示出了，大虞在南洋最重要省份，很可能没有之一的南暨省（爪哇岛），社会风气是偏于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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