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新环境，接受新知识。
傅斯年进入北大预科的时候，还是蔡元培当校长之前，这时候的北大，远非后来那个享誉学界乃至全中国的最高思想和学术的殿堂，而更像一个藏污纳垢之所。
尽管已经是民国了，但北大校园还远远不像一个现代大学，甚至不像一个学术机构，很多方面更像是一个衙门，仍保留着前清京师大学堂的规矩。校工见了学校里的“大学生”要称“老爷”，而校工的身份则是“听差”。学生有事找校长，要像下级对待上级官长那样写“呈文”，而校长则把自己的“手谕”写在布告牌上。
学生的来源，多是官僚或富家子弟，来这里就读，不是为了求学问，而是当做“镀金”，为将来在政府里谋取官位积累资本。上课之余，这些学生带着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以至于在民国初年，北京地面上流行着“两院一堂”之说。说的是，出入于当时北京著名的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中的，多是参众两院的议员，再就是来自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老爷”。
应该说，北大预科的情况，比起本科和大学院来，总是好一些，因为学生的年纪小，因为刚进北大，还没怎么被污染。但是，实在话，也好不到哪儿去。
傅斯年家庭贫穷，靠别人的帮助才有了求学的机会，这些都转变成了傅斯年刻苦学习、努力上进的动力。不仅官僚子弟的纨绔习气与他无缘，就是一般学生的消极颓废、混文凭的思想，傅斯年也丝毫没有沾染。相反，北大丰富的图书资料、相对优良的学习条件刺激着傅斯年努力拼搏，他如鱼儿入大海，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的游弋。这个时期的他生活条件较差，学习繁重，身体素质弱，经常生病，但由于基础扎实，学习又特别勤奋，因此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总名列前茅。
傅斯年在预科期间，并不是只读死书，而是积极参加班级的各种活动。1914年，他与同学沈沅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会”，创办了名曰《劝学》的杂志，刊名由严复用草书体题写而成。这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以研究辞章作文，提高文学素养为宗旨的业余团体。其宗旨主要是研究修辞属文，提高文学素养。
后来，又在文学会的基础上扩大为“雄辩会”，由提高修辞属文的文学素养，进而提高思辨力，规定“雄辩会”的宗旨为修缮辞令，发展思想，提高思辨力，锻炼演讲才能。雄辩会分国文、英文二部，每部又分演讲、著述二科，傅斯年被推举为国文部副部长兼编辑长。他积极参与会务，努力提高自己的组织和演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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