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虽然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就宣布退出，但处于那样的时代洪流中，像傅斯年这样忧国忧民之人，怎么可能置身事外。
事实上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可以说他一直处于对运动的观察、思考与总结的状态。
反思和总结五四运动经验教训，评价其功过是非，探索以后青年的努力方向。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这些问题，并系统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国狗和中国人》、《时代与曙光与危机》、《欧旅途中随感录•北京上海道中》、《在美国公使芮恩施送别会上的谈话》及一些个人书信等。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傅斯年给他北京大学时同窗好友，当时在清华学校任教的袁同礼写信，在信中表述了对“五四”爱国运动的认识。
袁同礼(1895～1965)华裔美国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字守和。河北徐水人。生于北京。一九一六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四二年任北平图书馆馆长。一九四九年赴美，先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工作。袁同礼在北平图书馆任馆长时，聘请一些专家，为该馆藏书、编目、书目等项业务打下基础。他是中国文化交流的使者，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著有《永乐大典考》《宋代私家藏书概略》《明代私家藏书概略》《清代私家藏书概略》《中国音乐书举要》《西文汉学书目》（英文本）等。
傅斯年在给袁同礼的信中写道：“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
几天以后，傅斯年撰写了《〈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在文中再次叙述了五四运动的社会影响：“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
傅斯年虽看到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的好兆头，但他并不盲目乐观。他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他颇知清末以来，中国有过好几次“新动机发露”的时候，但“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很盼望这一次能避免前辙，思想界要“厚蓄实力，不轻发泄”，做持久的努力，做长期的积累，使新动机引发出来的社会新因素，从容生长，发达，最后结出成熟的果子来。
他所期待的成熟的果子，是社会的变革取得成功，中国随着世界进步的潮流，由一个老旧的中国变成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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