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其中花费精力最大的是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系统研究。著有《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在与他人合著的《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五本中，对殷墟发掘所获一百七十余件青铜容器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其他的中文论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英文论著有《中国民族的起源》《安阳》等。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李济主持了殷墟发掘，把殷商历史从抽象变为现实，他也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
一九二八年，李济赴欧洲考察，回到香港后，顺便到广州游览，在中山大学遇见了庄泽宣。
一见面庄泽宣就告诉他：傅斯年正到处找你！
这使得李济大吃一惊，因为他一向景慕傅斯年办《新潮》的成就，可从来没与傅见过面，傅斯年会找他做什么呢？
傅斯年见到李济，就像见了老朋友一样，给他安排住处，亲自陪同他去香港办理船票的延期手续，坚持留他住了一个星期，参观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图书馆，介绍了史语所的研究计划，提出让他主持考古工作。李济深深地为傅斯年高远的学识、宏大的气魄和坦诚的态度所打动，他即刻接受了傅斯年的聘请，决心致力于中国的考古事业。
在广州，当“中央史语所”还在筹备之中时，傅斯年已经启动了实质性研究工作。
在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调查方面，史语所开创了由官方学术机构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众多，史语所在广州初创时期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进行民族学调查研究。
此间成果最为丰富的是杨成志，他历时近两年在金沙江沿岸进行了调查研究，深入罗罗族群对其社会、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这是西南民族研究的开创之举。
生物学家辛树帜则率队深入广西瑶山考察，并受托对瑶民进行民族学考察，他们白天深入林中采集动植物标本，晚间则向瑶民学习歌谣，标注方音，并收集了大量民俗标本；在语言学研究方面，赵元任、罗常培两位中国现代语言学重要奠基人，是当时语言组最先聘任的研究员。赵元任在史语所的首项工作即是进行两广方言调查。
考古方面，晚清甲骨首现河南即引起学界瞩目，傅斯年受命组建史语所，随即通过中央研究院把“殷墟发掘”纳入了工作范围。一九二八年的八月，中国古文字学的重要奠基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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