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提到过了，赵元任担任第二组（语言学）主任后，制定了二个很宏伟的计划：即语言研究和语音实验室建设。语言研究方面，动员语言组所有研究人员，把国内汉语方言和非汉语方言调查一遍，整理出调查资料，供以后研究参考。语音实验方面，要建造一个大规模的语音实验室，把调查的语言材料用仪器灌成音档保存，以便使用。
赵元任为什么如此重视方言调查呢？因为他认为：“精通一个汉语方言，是了解全部汉语的准备”。
方言作为地域性的语言交际手段，同样具备语音、词汇、语法等基本要素，是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各方言中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素材。研究方言具有“解剖麻雀”之功效。
早在中央史语所成立前的1927年秋，赵元任就带着助教杨时逢，到江苏、浙江的吴语区域各县的乡镇调查吴语方言。
杨时逢在《追思姑父——赵元任先生》中回忆当时的调查情形：“从南京沿着京沪杭铁路，每站下车，如镇江、丹阳、无锡，再乘小火轮船到宜兴、溧阳，又转回无锡……各处寻找学校学生做发音人，记录该处方言。有时一天跑二三处，常常夜间找不到旅馆，连小的客店也找不到，只好借宿在乡间农村人家。”“想起那时京沪铁路的交通，还算方便的，尚且如此，后来在那些乡下找发音人记音，实在也太辛苦了。”
杨时逢（1904—1989），安徽石埭人，20世纪知名语言学家，一生治学专注于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他的姑母杨步伟是赵元任的夫人，因此他的人生轨迹和治学历程与赵元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1926年，杨时逢自金陵大学毕业。同年7月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担任助教，一直到1938年赵元任赴美，在此期间他一直作为赵元任的助理，协助赵元任的教学、语言调查和研究工作。
杨时逢先是担任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助教，后又转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最终被评为研究员，这样的经历，与其姑父赵元任有很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杨时逢的个人学术发展归功于赵元任的指导、培养。正因此，他的生活经历、治学方式，都无法脱离赵元任的影响。
杨步伟曾经记到：“时逢多年来不贪不争地屈在人下也不在乎……耐贫守拙地在中央研究院元任名下几十年了。”
而赵元任能够有这样一位勤恳、认真、负责的学术助手，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正因为有了像杨时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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