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过程中， 傅斯年即一再强调:“此一组织虽在系统上为北大之一部分， 但决不予北大毕业生以特殊之方， 研究生之考试向全国公开， 其考试委员会组织， 亦系内外参合， 以明一视同仁之义”
第一届10名研究生中， 北京大学毕业生6人， 其他高校4人。第二届7名研究生中， 北京大学毕业生3人， 其他高校4人。第三届5名研究生中， 只有1人为北京大学毕业生， 其余4人均来自不同高校。
傅斯年实践了他对各高校一视同仁的诺言。
傅斯年任所长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被录取之后， 在选择导师和学习地点方面都极为自由， 充满民主气息。最初，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语所都在昆明， 研究生因读书之便， 一般与史语所住在一起。
1940年秋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仍驻昆明， 因此， 对于学生选择留在昆明或随史语所至李庄， 傅斯年均予以尊重。
如王玉哲最初导师为傅斯年， 史语所迁到李庄后， 王玉哲仍留在昆明， 导师便改为唐兰。李孝定被录取时， 傅斯年对他说：“有两条， 你自己决定：要看第一手资料， 利用丰富的藏书，你就去李庄。想听听较多好老师的讲授， 就去昆明。”
傅斯年等人对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原则是：高标准要求、自由式发展、导师专业指导、学生自主读书学习。
所谓“自由式发展”， 就是研究生的学习方法和论文选题等有较大的自主权， 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 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 互相启发。傅斯年等人为了营造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和讨论的氛围， 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 师生轮流担任报告人， 相互讨论、辩难。据何兹全回忆:“史语所有个好传统， 就是不定期的学术报告……这是学术交流， 对每个人的研究也是个督促。”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 研究生学习的条件虽然艰苦， 但学习和研究的氛围相当浓厚， 正是在这种自由和谐的氛围中， 研究生受到了良好的培养， 在各自选定的学术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
从1939年至1941年，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招考三届学生，绝大多数，后来成为成为海峡两岸的知名学者。
比如王利器， 1944年毕业后，历任四川大学、成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他早年读书，即对文化遗产进行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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