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中国和美国共同参与全球分工共同赚钱，双方是一种协作关系是利益共同体。
那个时候，西方资本大量深入地参与了中国国有公司的股份制改造，中国几乎所有行业的龙头企业中都有外资的身影，都有外资的股份。
因此中国在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后，可以说中国搭上了美国的便车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为欧美生产了大量的日用消费品，
“一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就是那个时代中美产业合作的生动写照。
美国在享受中国物美价廉的消费品的同时，实现了自己国内的低通胀和科技高增长。
这个时期中国和美国是全面的利益共同体，是绝对的蜜月期。中国股市牛市也有助于西方资本的保值增值。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之前的中国每一轮牛市外资都赚得盆满钵满。
这个时期的中国牛市是符合西方利益的，他们对中国走出一波牛市也是极端的推波助澜，无所不用其极。
只可惜啊，由于中国股市摸着石头过河导致制度体系上的先天缺陷，中国股市总是暴涨暴跌牛短熊长。
但每一轮暴涨暴跌西方资本都是精准地踩对了节奏，获得了巨大的投机收益。
那个时候想要一只股票涨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给它戴上一顶
“中国需求”的帽子，这只股票就可以鸡犬升天。依托西方资本制定的全球金融游戏规则，再加上遍布全球为西方金融利益服务的金融体系（例如投资银行，会计，法律，评级，结算，金融研究，学术教育，财经媒体以及充当打手的基金等），通过一系列貌似合理合法的公开操纵全球金融市场的手段，西方资本在中国公司股票上纷纷高位套现出局（最典型的就是巴菲特）。
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对全球经济体进行潮汐收割使美国股市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慢牛，而健康的慢牛又催生出美国一轮又一轮的科技革命，从互联网到AI，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提升，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美国国内经济的泡沫。
在这一系列的成功光环下，美国开始全面转向虚拟经济，金融资本代替了实业资本，用美元金融控制全球生产力，让美国以外的国家成为为美国服务的大工厂就是美国战略。
在改革开放的40年时间里，中国企业奋发图强纷纷崛起，而西方资本在中国企业股票上高位套现后逐步退出实体经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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