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派人收集到的一批材料，称此次“沪市棉纱案”中的空头集团主力“北四行”系受政学系暗中支持，在棉纱交易中兴风作浪、买空卖空，应承担主要责任。
总司令面对着极少登门（而且是从南鲸到庐山）的宋大姐，翻阅了那份《调查报告》，对那一大沓材料则看都没看，就频频点头道：“好！好！”
然后，指令侍从秘书往南鲸打电话，通知吴鼎昌立即上庐山来听训——有追究其“调查不力”责任的意思。
因为政学系在委员长侍从室安排有内线，宋大姐上庐山见“介兄”自然很快就被政学系知道，吴鼎昌也接到通知要“早作打算”。
吴鼎昌本人是当时北方的财阀之一，也是民营大报《大公报》的后台大老板，还担任实业部长兼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一身兼跨财界、政界、报界三大领域。
这种人物，在民国乱世属于凤毛麟角。吴鼎昌因此颇为自负，又有政学系在背后撑着，所以查出宋大姐乃是策划“沪市棉纱案”的总后台，他也毫不畏惧。
当初调查到宋大姐的情况后，吴鼎昌曾往南鲸总司令官邸打过电话，作了汇报，蒋让他“放开胆子只管查，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兜着”。
哪知现在情势反转，总司令出尔反尔，不讲信义，竟要拿他问话。吴鼎昌顿感黔驴技穷，难以应付了。他想来想去，最后只好向政学系首领张群问计。
张群是G党元老，早年就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赴日本，就读振武学堂，与总司令是同学，其后曾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1927年起先后任国民政府兵工署长、沪市市长、湖省主席，1935年12月出任南鲸政府外交部长。
他跟总司令私交甚笃，且参与总司令的历次重大政治决策，因此对蒋的为人和各方人际关系莫不了然于胸。张群面对吴鼎昌哭丧着脸的求助，从容镇定，微笑着交代数语，吴鼎昌顿时眉开眼笑，称谢而去。
张群提供的解围之计是搬请一个救兵——叶琢堂。叶琢堂系总司令的奉化同乡，早年在沪市当过“瑞和洋行”买办和沪市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后与法国人创办万国储蓄会。
仅从其事业来说，这算不上辉煌，史上不可能留下关于他的多少记载。
但叶琢堂跟总司令的渊源之深却是无人可比，因为蒋氏早年在沪市混得几近走投无路时，是他向蒋伸出援助之手，通过关系使蒋得以在证券交易所跑进跑出。总司令做证券投机生意失败后，经济拮据，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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