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已经习惯了，所以也不会想着去反抗，反而要更加虔诚的惩罚自己。
并且在天竺产生了一种由上到下的鄙视链，即便是贱民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净街的就可以鄙视掏粪的，掏粪再去鄙视那些比他更为低贱的。
在天竺贱民甚至不能算是人，连牛的地位都比不上。
即便是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他们在看到“神牛”的时候还要奉上吃食，这就是天竺人中大多数人的状况。
但到了大宋之后，到了利国监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他们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几乎都差不多，并且赚取的工数也是一样的，去大宋官员那里兑换的粮食也是一样。
在这个时候，种姓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甚至开始被天竺人自发的抵制，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自己不断的劳作换取更多的粮食，再用这些粮食换取大宋的官钞，为自己积攒财富。
人与人之间的鄙视链被打破，因为苏轼在这里坐镇的关系，几乎没有人敢再提起种姓制度，没有谁敢说比谁更为高贵。
这是苏轼刻意做的事情，抹杀掉天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只要在大宋的土地上，他们就必须遵守大宋的律法，当然他们现在也不是大宋的子民，但他们吃着大宋的粮食。
每天早上辰时开始做工，一直到午时才能休息吃饭，这段时间属于他们自己，下午便继续做工，直到天黑的晚上才能吃饭休息。
这在苏轼看来算得上是高强度的工作了，但天竺人在意的却是一日三餐，他们当中许多人根本就没吃过三顿饭，现在有机会吃还不拼命干活？
工数换取的粮食吃不掉，就积攒下来向官员换取官钞，偶尔也有大宋商人带着各种各样的货物前来，这样他们就能把官钞用出去了。
于是随着天竺难民的积极性提高，态度也在不断的发生转变，对于这种原本就和华夏民族没有任何交集的外族，大宋的百姓很排斥，但却不影响他们为大宋创造价值。
汉家百姓对大多数外族没有那么派出，许多外族都融入进了华夏民族之中，当然通婚之类的事情较少，毕竟汉家百姓还是有着自己的骄傲和尊严。
但相对于从未有过接触且并没有出现在汉家历史之中的天竺却极为排斥，汉家民族就像是一个宅男，只是喜欢熟悉的人，对陌生人充满了敌意和排斥。
赵祯知道这一点，所以严禁苏轼给天竺发放大宋户籍，不发放户籍可以，但要管理这数十万人没有一个户籍管理制度是不行的。
于是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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