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赵祯来说是相当谨慎的。
他自然了解后世辖骑满街的景象，而昭狱更是不能轻易开启，事实上大宋不是没有诏狱，所谓的诏狱自汉代开始就已经出现。
所谓的诏狱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案子。就是由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意为此监狱的罪犯都是由皇帝亲自下诏书定罪。
说白了，诏狱其实就是为了惩治作奸犯科的官员而特殊准备的监狱，自然诏狱的权利就会出乎意料的大。
苏洵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会让原本就复杂的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而赵祯也是不希望出现诏狱这个东西的。
早在神都城的时候，身为御史中丞的张方平就上疏过：“盖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诋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犹或高下其手，轻重在心，钩摭锻磨，罔用灵制。又况多张网穽，旁开诏狱。理官不得而议，廷臣不闻其辨。事成近习之手，法有二三之门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于下，乱所由生也。”
这还是赵祯在处置一些列贪官污吏时，证据确凿之下，黑手和皇城司被人发现他们在扩大缉捕范围时张方平便果断的上疏了。
至今三才还记得张方平站在宣德门外大吼的模样，当真是声色俱厉，声若雷霆。
可见大宋的诏狱并不受待见，也没人希望出现这种皇权直接管辖的监狱，对于人文士大夫来说，这是一种凌辱他们的东西。
苏洵的反对在情理之中，赵祯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而使得整个大宋的政治环境和风气受到破坏。
所有人都知道在大宋做官是最好的，因为大宋的政治环境宽松开放，有话直说，无有不可对人言之事，没有文字狱，不会因言获罪。
这样的文治现象使得大宋的风气十分良好，官员的风评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且全靠自己去维系。
赵祯自然是舍不得这样的风气被破坏，而苏洵更是要加以维护。
苏轼痛风贪官污吏，他也想利用这次机会加强对官员的监察，但大宋已经有了监察司和巡查司，不需要再加上一个诏狱了，这个名字听着便让人觉得可怕。
赵祯需要的是能自主办事的人，而不是时常向自己请示报告的人，秘阁的张从质和杨休两人显然是被苏轼拖过来的，苏家父子的问题不算是问题，但却也是尴尬的事情。
于是乎赵祯便把苏洵留了下来，好生“训斥”一番，他们家中理论的哪一套不要带到秘阁中来，这是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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