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自当追溯前因后果，以求万全。”
朱翊钧转过身去，看着湖面，“洪武四年，太祖命天下吏人与倡优一般服皂衣，与官、民区分开来。
当年开科举，中书省奏请诸生、俊民、吏胥皆得应举。太祖皇帝明诏，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大诰》及其续编、三编中，更连篇累牍地斥责吏的祸害。
由此可见，国朝自立朝以来，对吏歧视和不信任。世人也以充吏为贱。每每读着这里，朕扼腕叹息。”
张居正和赵贞吉默然无语，他俩听出朱翊钧话里的大致意思，不过还想听到更多的更深的思考。
“张师傅、大洲公，国朝官员，多半是科试正途出身。东华门唱名方为好男儿。诗词歌赋，治经文学，手到擒来。
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一个比一个厉害。
但实际上呢？
真正能料理民政，理繁剚剧者聊聊无几。
最后国朝一切政务，具体办集者皆为吏员。这些不被看得起的吏员，成了国家意识和国家权力的贯彻者，是一切国家事务的实际执行者，也只有他们才在最直接与百姓民众打交道。
万众百姓眼里，什么是煌煌天威？各衙门的吏员就是。”
张居正和赵贞吉默然无语。这是无可奈何的实情。
朱翊钧喟然叹息道：“国朝上下贱视吏员，可吏员却可以自寻富贵。
他们可以利用官员昏庸无能而大行己者，或有所作为，或从中作弊。也可以与官员勾连一体，或同为国为民谋利，或共贪赃枉法。
成化年后，吏员成了一些科举无望的读书人，营生无门的农家子弟谋求生计的出路，世代相传。于是开始花钱求充。
东厂有禀文，嘉靖四十三年，想求充吏员，先纳白银三十两才能参加考试，考试合格获得为吏资格，以守缺顶补，还需向官吏交顶头银、替头银数十到数百两不等，方可早日顶编。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张居正突然心头一动，理解皇上为何当初坚持要通过考试，补录吏员入吏部官籍名册，废除其贱职，与官员同等待遇。
朱翊钧继续说道：“吏员罚充，功名被褫，前途无望，于是一心一意谋私利。吏员求充，花了上百两银子的本钱，自然要想方设法寻回本息。
偏偏朝廷上下实务悉数操持在他们手里，可以瞒着上司官员干坏事，可官员隐私却瞒不住他们。
官风不正，吏治败坏，两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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