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的电影拍出很差的口碑，这是对很多民族都会造成影响的事情。”
这一点路宽和张纯如都是感同身受，后者在写书时也一直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一个字的误差和误解都是致命的。
“后来我一度想要放弃，我找到了波兰斯基，因为他本人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母亲也殁于奥斯维辛的毒气室。”
波兰斯基是一个波兰犹太裔的法国导演，他的作品以挖掘人性之恶、批判人性之罪而闻名。
路宽奇道：“你难道是想把电影交给他？”
“没错，我放弃了，我想让他替我拍，我甚至已经说服了环球的老板。”
结果不用问，波兰斯基肯定是拒绝了。
“波兰斯基对我说，这样一部电影不该带有太过激烈的私人情感，如果交给他来拍摄，这种强烈的仇恨会毁掉电影，变成一部毫无意义的血书。”
“1983年我37岁，比你现在还要大15岁，但一直到了十年后我47岁，才真正鼓起勇气拍出了《辛德勒的名单》。”
斯皮尔伯格真诚地劝告：“路，电影拍的是你们民族的血海深仇，你现在年龄太小，我建议你至少要40岁以后再拍！”
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包括路宽自己。
“多谢，斯皮尔伯格先生，你的建议我会慎重考虑。”
大导演又去找哈维聊了一会就离开，路老板也有些心神不宁地拍完了一天的戏份。
6点多剧组解散，李雪建找到他。
“路宽，如果你真的要拍这部电影，我百分之百支持你，我愿意不要片酬出演任何角色！”
路老板回过神来，看着精神矍铄的李雪建笑道：“李老师，你不说我也得麻烦你，放心吧。”
下了戏，他拿着埃米尔下午找来的《辛德勒的名单》回到剧组办公室，这里有一台DVD。
厚重而悠扬的配音响起，路宽不知道是第多少次看这部教科书式的灾难片。
开头短短时间的三次转场，彩色到黑白，以蜡烛燃烧完成色彩的转变，用火车烟囱从小镇过渡到城市。
“路宽，你没走啊？”
刘伊妃怯生生地站在门外，看着整个人都陷进沙发的青年导演。
他抬头看了一眼，把手里的烟头在脚底踩灭，又走到窗边开了个缝。
“你怎么还在这儿？”
“妈妈带张纯如姐姐去酒店了，我看你这里还亮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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