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保甲制度联合在一起的档案登记制度，如果说从前有效的话，其实也只是因为从前百姓们被默认是不能任意移动的——这也是为何徐振之的游记引起这样大的轰动，在徐振之以前，游历这件事一般都是‘借机’，比如书生赶考，借机游历北方，某某百姓礼佛，借机在周围玩玩，人们多数公认，若没有一个很说得过去的理由，是不能离开自己的居住地的。
实际上，对大多数百姓来说，这种限制也确实存在，保甲制度严格的时候，百姓离开自己所在的县，也还罢了，去邻县探亲访友倒是不需要路引的，但若是要走远路，从县里去京城，或者去邻省——那就需要找保长开路引，这种事很麻烦，若是保长有意和你为难，那么你甚至连自家的县域都不能合法地出去。
这就是为何人们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了，哪怕只是保长，生活中都多得是办法拿捏治下的百姓，路引、徭役，这些都是以保甲做为单位进行管理的，在城里也还罢了，村里保长、村老作威作福的事情并不罕见。
买活军这里，是用小组长取代了保长，他们在城市里采用的是街道作为最小单位——居委会、街道办这种东西听起来非常老土，实际上是政权的毛细血管，买活军对这种吏目的任用也是很审慎的，一般都派素质较好的年轻人去和百姓们斗心眼子，一个人如果能在街道办也做出一点成就，把这条街道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么他在别的政务上表现得也一定会相当出色。
因为大家都至少会拼音的缘故，对街道的管理会比从前轻松一些，不过，买活军这里要出门也是得去开介绍信的，要写明白出门事由和目的地、预计停留时间，并不是完全的自由流动——但是，因为买活军也不禁止民众外出，所以介绍信就有点鸡肋了，胡编乱造的比比皆是，人们在管理城镇时也并不是很当真。
譬如说，农户甲从老家吴兴出来，本来打算去云县务工，但是在半路上遇到老乡，被招呼到了临城县，这样他的介绍信上写的目的地就不对了，如果他在临城县干得不错，做了能加政审分的好事情，临城县这边只能通过公函，写信给吴兴县的档案局，为他加分。
这还是好事儿，但如果他做了些不大不小的坏事儿，要扣分呢？人们只能通过他随身携带的介绍信上的地址，为他写信去扣分——但如果信丢失了呢？如果信是伪造的呢？又或者这个人觉得自己的身份脏了，决心换个身份生活，便假称自己是外地来的流民，重新获取了一个身份，建立一个档案呢？
如果这是后世，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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