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得，何况跟桂春生老师的事也不算什么秘密，早晚要说一下的，不如现在讲了。
“桂老师，原本是叫桂裴华，是下放到周家庄的知识分子，后来平反了，他自己就给自己改名叫桂春生。”周长城说起这个六年没见的老师，也有些陌生了。
“我们那儿有十几个下乡的知青，但没有下放的臭老九。”万云也想起那几个大城市来的知青们，有男有女，“七九年后，他们全都走了，一个没留下。”
周长城说：“本来平水县也不是他们的家乡，政策放开了，他们就回家了。”
万云也跟着同意，谁都想在自己家，她不也一样，希望和周长城有个自己的房子吗？
“桂老师这个人，命运比较波折。”周长城和万云也不急着去农贸商店买东西，于是找块干净的空地坐下来吃点自己带来的花生，现在店里都是人，嗡嗡嗡的，他们不着急赶回去，就懒得去人挤人。
“他原本是教大学生的老师，七零年被打成黑九类，最开始只是在他们当地的街道扫大街，”周长城对桂老师的来历知晓一些，了解得又不是那么具体，只能模糊地跟万云讲一讲，“除了他本人是知识分子，桂老师家在解放前应该是地主，我听人说他是地主的后代。广东那边有下南洋淘金的习惯，他好多近亲在国外都没回来。”
“桂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七零年的时候十七岁，被当地安排到内蒙去插队了，在当地待了四年，谁知七四年冬天他跟着另外几个人扒着运煤的火车，一路南下，穿过铁丝网，逃到香港去了。这件事一传到当地的革委会，桂老师夫妇就被严加看管起来了。”
“革委会的人把他们夫妻关押起来审问了一个月，也没从他们嘴里问出有用的信息来，没有办法，也就把他们夫妇释放了。可放出来后，处境反而变得更差，子债父偿，原本还能待在城市的桂老师夫妇和小儿子，受大儿子拖累，得被继续下放，往更偏远的地方去。”
“最开始，桂老师和妻子儿子是一起被下放到粤北一个山村里的，桂老师不服气，出发前写信给当地领导申诉，说这是迫害，要求再次彻查，还他们清白，但每一封信从他那里递出去都要被审查一遍，桂老师的申诉信被拦下，被革委会的人知道，就看他更不顺眼了。除了地主成分，儿子逃港，他有不少亲戚都在海外，涉嫌重大的海外关系。于是本来要去粤北的他，因为这封信的缘故，最后只能跟家人分开，就被下放到了我们周家庄，离家远远的不说，还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举目无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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