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广州城西的一间酒楼里，几个人正围坐在二楼雅间的圆桌前。
门关得严严实实，窗户也关了大半，只留一条缝透气。
桌上的菜没怎么动，酒也没怎么喝。
在座的一共四个人：一个是广东按察使蒋启先，管一省的刑名、司法；
一个是广州府同知孙玉成，陈文翰的副手；
一个是候补知府李怀远，钱文彬的同乡；
还有一个是粤海关的书吏头目赵信，管着洋船报关、征税的实际操作。
四个人，各有各的来路，各有各的心思。
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焦虑——太子殿下在广州，会动到他们哪一块？
蒋启先年纪最长，头发花白，面容严肃，是四个人里官职最高的。
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放下。“诸位，今日约大家来，不是喝酒，是议一议。
殿下在广州已近两月，工厂的事、洋人的事、军备的事，桩桩件件都在推进。
咱们在座的，有的管刑名，有的管民政，有的管海关，殿下推的那些事，迟早会动到咱们这一亩三分地。
与其到时候措手不及，不如先议一议——咱们该怎么应对？”
孙玉成是陈文翰的副手，管着广州府的日常事务，工厂用地、交通、治安都在他分管的范围。
他皱了皱眉，道：“说实话，殿下来了这些日子，工厂那边还算消停。
用地、用工、运输、治安，都没出什么大乱子。
可我就是担心——殿下用的那些人，梁大柱，还有那些工匠、学徒，都不是咱们官场上的人。
他们不按规矩办事，不按套路出牌。今天用你，明天可能就不用你；今天管你的事，明天可能就绕开你。咱们在中间，两头不靠，最难受。”
李怀远是四个人里最年轻的，三十七八岁，在广东候补了好几年，一直没补上实缺。
他说话比蒋启先、孙玉成小心得多，每句都要斟酌几下才出口。
“按察使大人、孙大人，下官才疏学浅，斗胆说几句。
殿下在广州这些日子，查火器案、办工厂、招学徒、买设备，哪一桩不是实在事？
火器案那些百姓，该罚的罚了，该赏的赏了，该安的安了；
工厂那边，工匠们拿到的工钱比从前多了好几成，学徒们学到的本事是实打实的。
下官以为，殿下不是在折腾，是在打根基。根基打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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