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自古因漕运而兴起，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筑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实际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在天津有驻兵权的日本即把天津作为“兵站基地”使用，疯狂进行经济统制和掠夺。他们利用各种手段通过冀东地区和塘沽、秦皇岛等港口大肆走私，造成走私货物、毒品充斥天津等华北各地，致使国内白银大量外流。
日本国内的垄断资本还不断加大对天津工商企业、交通运输、外贸金融业的渗透和控制，到1936年初，天津裕元、华新、宝成等纱厂先后被日本人吞并，北洋、恒源纱厂也濒于破产。1937年日本全面占领天津后，日本人更是控制了天津的财政税收和海关，强制使用伪政权“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将其作为天津主要流通货币，借以控制天津的金融命脉，并掠走大量黄金和白银。
同时日本还在天津及其周边地区对粮食等物资实行“统制”，通过华北垦业公司、米谷统制会、棉业协会等，以高压统治和低价收购等手段大肆掠夺天津的稻米、棉花等物资，并将稻米定为军用食粮，严禁市民食用。日军更是用手中的刺刀向天津市民强制推行“混合面”等“代用食粮”，并以低于市场价30%—40%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强行征购棉花运回日本本土。日本人还在天津郊县农村，以圈占、低价征购等手段掠夺土地，设立了120多个农场，掠夺土地达92万多亩。
陆远会在此时同意搭乘汉森提供的商船北上天津，也正是基于以上诸多原因，如果能破坏或是止滞日军从天津继续转移各种物资去日本本土的行为，在陆远看来，这远比射杀几个日本兵重要的多。和许还山结束会面的几天里，陆远一直没有外出，而是留在住所里整日翻找资料和地图，接到汉森电话的那一刻，陆远手边已经有了一本厚厚的资料册子。
陆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远门了，上次还去德国待了好几个月，所以在临行之前，福伯和福婶也只是叮嘱了陆远几句，再说陆远这才还有霍格和舒赫曼两人相随同行。陆远三人真正进入天津城时，时间已经两天后的中午时分，此时市内的街道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时也可以看到十几人一队的日军巡逻兵出现。
虽然天津被日本人占领快一年了，除了小部分的百姓逃难到了乡下，但大部分人还是舍不得离开家。虽说日本在天津驻有大量部队，但现在的天津城里，大约有9个国家在天津有租界。或许也是因为这些外国租界在天津的存在，为了混口饭吃才留在天津城里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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