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和文学地位，强化了词的文学性，弱化了词的音乐性，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的抒情文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使宋词进入鼎盛时期，也创建了另一重要派别“豪放派”，成为第二个里程碑。
苏轼去世后，他的直系亲属，包括徒弟们，均没有继承豪放派遗风。被誉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苏门后四学士”的李格非、廖正一、董荣、李喜，这8人全部投入到了婉约派的怀抱中。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更是成为婉约派的代表人物。
不要以为李清照那首《夏日绝句》中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之句，便能证明此女豪放才气并不输于苏轼。可翻遍李清照所有诗句，除此之外，仍旧是“莫道不销魂，人比黄花瘦”影响最大。李清照甚至还用一句“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来讥讽他这位师爷。
无他，因为豪放词很多时候确实不是用来唱的，或者说唱不好。
因为那个时代能让诗词传唱的，最多的出自青楼歌妓，但是豪放词不好唱，因为不应景----来青楼的，都愿意软玉偎香，谁还想着慷慨激昂？有病么。
俞文豹在《历代诗余引吹剑录》谈到一个故事，提到苏东坡有一次在玉堂日，有一幕士善歌，东坡因问曰： “我词何如柳七（即柳永）？”幕士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北宋末年，特别是哲宗、徽宗时期，因为元佑党争导致词坛一片萧条，而周邦彦异军突起，以格律谨严著称，婉约派重震山河，他也因此为宋词第三个里程碑。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
因为他精通音律，语言又曲丽精雅，所以他的词适合传唱，尤为青楼所喜。所以尽管贺铸的词作也很优秀，但在传唱度上，他不如周邦彦。
东京名妓李师师慕其名声，鼓动矾楼与“嘤鸣社”花大价钱聘其为长驻。有名家作词，有名妓传唱，此一结果是矾楼名声如日中天、“嘤鸣社”也成为后起之秀直追“同文社”。
丽香院位于南城，以国子监的那帮文人为主要服务对象，虽然比之北城的矾楼要逊色一筹，好在与“同文社”只一墙之隔。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穷酸书生眼里，这里的姑娘已经是天仙般的存在了。要不是想借矾楼的李师师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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