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的需求，这固然是一种惯常使用的政治手段。在“重农仰商”的自然经济时代，土地是税收的大头，宋朝的“田税”分为夏秋两季进行征收，由于承袭了五代十国的赋税制度，其也导致不同地区的赋税征收情况不尽相同。
譬如其所谓“天下之通法”是按照亩税一斗，但在江南一带执行的是依照土地品级来征收赋税，按照“夏钱秋米”的税收制度，中等田亩征税钱四文四分，税米八升，下等田税钱三文三分，税米七升四合。在田税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所谓的“加耗”，即附加税，其税收比例竟然比田税有过之而无不及。
劳动者在缴纳公粮的同时，还需要另输“头子钱”，即类似于我们如今常说的“份子钱”，这份钱一半归于官员，一半纳入公库，这在宋代各州县都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而在南方地区，宋朝政府还规定农民每上缴一石米，还需另加二升为鼠雀耗，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把官方的责任转嫁到农民身上，因此形成所谓“加耗之外，更出一斗”的情形。
因此附加税便远比田税反而更加沉重，所以加耗又被叫做“润官”，实际上暴露的就是宋代附加税胡乱征收，名目繁多的现象。其情形或公开，或隐秘，往往造成“一石正苗，非三石不可了纳”，也就是说农民原来只需要上缴一石的税收标准，但往往由于附加税的存在不得不付出超过三石的赋税。
此外，在交税上，在征收之外还发明了一个新花样，叫作“折变”。比如江浙地区，一斗小麦折算成34文的税，但地方发运司部门却把规定改成将小麦折算成钱，每斗小麦折算成94文的钱，结果是百姓的负担变成以前的3倍重。
除了“折变”以外，还有“支移”。
所谓支移，是指每户人在上交实物来纳税时，由于北宋政府想让不足的地方用别处剩余的来弥补，于是大多数情况下要求民众不要把实物缴纳到本地部门，而是去北部边疆的宋朝军队驻守之地交纳。
这种事，明朝也干过，估计是朱元璋一脉相承直接拿来用了，很是劳民伤财。
其实，原本应是民众在离自己家近的地方缴纳实物，再由北宋政府统一安排地方官员将实物集中向边境运输。然而，转运这种应是朝廷本分的工作，却也要让作为纳税人的民众来承担，因此运输途中若是遇到偷窃抢劫、丢失损耗等事故，自然都是民众来承担。
北宋政府可谓精心设计了这样一种妙策，不仅大大缩减了自己的成本，还解决了边疆军队的粮食问题，却让平民百姓来承受更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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