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时明话音落下，眾人皆是屏息而听。
这位永昌帝君，在刚开始推行经世公文时，还会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导。
甚至公文往来之中，甚至愿意写下长篇的批语，详述其中优劣，后续改进方向。
但隨著经世公文运动的推进，和诸位大臣对新君喜好的理解，这种细致入微的指导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如同薛国观那样，一封修路疏，手把手教著改了七遍，如今已然不可能再度发生了。
否则那份《薛国观修路公文歷次订正集（陛下亲评版）》，又何至於会卖出三十两的天价呢？
正是因其物以稀为贵也。
而在如今，取而代之的，便是指导意见这种东西。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十月二日那场朝政大会上下发的令书上。
各人所领任务令书上，有奖惩、有事项，有期限，但最多篇幅的便是这所谓的“指导意见”。
此中意见，与圣喻或圣旨不同，只包括了陛下对该事项的预期和思考，诸位大臣是可以商榷、协商、乃至反驳的。
有几次，陛下不熟悉部务细节，或不清楚某些水下的潜规则，確实给过错误的指导意见，从而被大臣或直白，或委婉地顶了回去。
然而大部分事情上，这种指导意见，还是犀利、透彻，精准得令人心悸的。
更可怕的，则是这位陛下在面对错误上的態度。
他居然是对自身所犯的错误，抱著一种近乎惊人的愉悦姿態。
那句在秘书处和委员会中流传的陛下原话，是这样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哪一天，朕没有任何错误，那才是最大的错误。”
“这不意味著朕成了圣人，只意味著朕的身边，再无一个忠臣。”
听听！
此人言哉？
这份理智到有些冷漠的可怕心性，与这位新君对人心的操弄手段，与他对政务世事的庖丁解牛一起。
共同塑造了眾位大臣对新政的全然信心。
越是靠近陛下之人，越是在面试、公文、会议中与陛下接触更多之人，因此就越是坚信新政的必然成功。
与之相比，蒙古那场辉煌的史诗胜利带来的影响，反倒是退而其次了。
也正因此，才有前些日子，那封由委员会和秘书处集体联署的《请陛下修养龙体疏》。
那封奏疏里，拋开客观存在的，整个新政队伍隱隱约约不堪重负的哀嚎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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